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依法治国以来，国法与教规的关系问题又再次成为宗教界、法学界及相关人士热门讨论的话题。国法与教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以下我想从实践性的层面谈谈我的一点认识：

 一、国法与教规同源于信仰伦理

      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宗教是文化的本质，文化是宗教的表现。有什么样的宗教，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笔者以为汤因比的观点也许还可以延伸：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伦理，有什么样的伦理就有什么样的法律，有什么样的法律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这中间或许还有相互渗透的部分，但总体而言，法和教规一样，都是一个社会价值观或者说社会信仰的体现，而这种价值观就是信仰的果子。没有法，就没有社会的保障；没有教规就没有宗教的生活体现；没有价值观就没有法的精神，而教规也是宗教价值观的体现。

      日本学者川岛武宜认为，“法律所保障的或值得法律保障的（存在着这种必要性）的价值，我们将其称之为‘法律价值’……各种法律价值的总体，又被抽象为所谓的‘正义’。”川岛武宜所言的法的价值近似于社会学意义上的功利论。或者近似边沁的功利主义上的意义。也就是说，法的价值是推动了社会价值的提升，而法之存在是为了保障人的价值和社会的稳定，只有在社会良性的发展中，个人价值才得以体现。而笔者以为法的意义在于法的本身。当社会伦理认为如此才能体现这个社会的价值，那么，社会就制定法以规范这一价值的维系。耶稣说过，法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了法设立的。因此，法的价值在于能提升人的价值，而其目的也应该是为此而立。

教规同样是一个宗教信仰的行为规范。体现的是宗教伦理，宗教团体之所以制定某一教规，就是为了保障和体现宗教教义，保障宗教伦理和价值的实现。就这一点看，宗教教规和国家法律都是同源的。其背后都是社会信仰的影子。

      两者有相同的目的：提升人的价值，保障人的尊严和权益，规范人的义务和责任。

      两者有共同的来源：信仰-伦理，而后形成国法教规。

二、国法教规相互裨益

      国法规范行为，教规规范动机；这一点上，教规比国法更为严格，它要求一个人自内而外地规范好自己的行为举止。

      国法规定普遍的行为准则，教规规范个体的行为修为。有了教规就能更加保障信徒，也就是公民更好地遵守国法。

      前者主外，后者主内；前者由外及内，教规由内及外。国法和教规形成相得益彰，相互裨益的效果。健康的国法和健康的教规是战友，是兄弟，相互需要，相互成全。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焦点——那就是提升人的价值，促进社会的和谐。而这一焦点也是验证彼此是否健康的根本。

三、国法教规相互成全

      健康的教规和国法之间不是张力的存在，而是裨益的存在。从某个角度看，教规先于国法。当有教规的人组成了庞大的社会系统时，这个系统就要有适应社会发展和适合人类价值共识，及普世价值的国法体系，从而保障社会的运转和个人价值得以保障。教规是共同信仰群体的行为规范，国法是大社会信仰“教规”的延伸。心中有教规，行为就能守国法。

      反过来，健全的国法有时对信仰与良知自由的保障。小的信仰群体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而国法就要保障一切符合人类普世价值的教规都能被尊重。因此，良好的制度国法可以保障人能端庄度日，发挥人的自由价值。故，国法和教规形成相互成全的关系。

四、国法和教规相互协调

      如上所述，法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价值体系的体现。而形成这个国家的价值体系的就是这个国家的信仰。而教规是信仰的具体描述，国法是国家价值的具体体现。教规维护国法。源自信仰的教规赋予法律以神圣性及契约精神。将法上升到宗教和良知的层面。因此，圣经说，遵纪守法不仅是对法律的敬畏，对法律执法性的畏惧，也是为了良心。教规对国法的协调体现于以下的关系层面：

      首先，教规赋予国法以契约精神的高度，法是群体社会一个约定俗成的公共规则，是群体社会中个体和群体共同达成的行为准则。其意义和价值就建立在契约精神之上，而至高无上的主宰上帝就是法这一契约的鉴定者。违法就违背了这一契约精神。有合理的法之制定便是对契约精神的敬畏。而建立在契约精神上的法也应该是体现人类共同理念的价值表现。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言:“人民主权则成了法律的法律,而且并没有像在其他国家那样被虚捧而架空。”笔者以为，这样的法才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契约精神的精神表达。

第二、法是普世价值和道德律的集中体现，教规是其个性体现

      一个合理的法是建立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之上，而普世价值是建立在人类共通的道德律的基础之上。因此，法体现了对道德律和普世价值的尊重。而道德律和普世价值的背后反映了其隐藏在人内心深处的良知律。因为人类有共通的良知，所有也有共通的道德律，从而产生普世价值伦理和法律。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就是这一道德律的判断。人们已经有了价值的判断。

第三、过法是个体权益的保障，包括了对教徒遵守教规权益的保障

      耶稣说过：律法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法律设立的。也就是说，合理的法律是为了保障人之权益，建立人之价值。反之，则是恶法。如果法体现的不是人民的权益，不是人民的意志，那个法就是恶法。

第四、国法是社会伦理和价值观的体现，教规是公民个性信仰的体现

      法的价值何在，法的价值在于它能体现社会的伦理。也是社会伦理的保障。它保障我们价值观认为是对的东西得以延续，而我们价值上认为是邪恶和无意义的东西得以杜绝。

第五、国法是社会结构的保障，而教规给尊重社会结构以神圣性

      良好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系统是一个健康社会的保障。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结构。

第六、国法是对人之罪行约束，教规是对人之罪性的约束

      良好的法可以约束罪性的泛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同时可以保障人性的善得以发挥，让社会的正能量得以发扬。没有法的约束力就只能剩下罪性泛滥的暴力。因为我们相信人性恶，因此，我们需要以法律的形式限制人的权限，约束人的权力，从而保障社会的健康，和人性的健全。因此，健康的法律不仅是对社会的保障，也是对执法者本身的保障。

      法的价值不仅是社会学的意义，法的本身也应该是对公平与正义的诠释、委身及服务。谈及此，我不禁想起古老以色列那位先知的呐喊：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这不仅需要法的体现，也需要在每个人心里都有法的神圣意识，那种道德律和神圣的敬畏。法是对道德律、神圣意识和良知的敬畏与体现。我们分明在背后看到一位无言而无处不言的上帝的影子。法如果不是建立在这一背后的契约精神及公民意志的体现上，谈法的价值，这样的法及谈法的本身就变得毫无意义和价值了。而看明这一切，我们便会发现，法的价值不仅在于社会学和功利主义的意义，更在于那背后的道德律、良知，及其制定这一切定律的背后存在者的影子。就这一点看，国法保障信仰自由，教规体现信仰价值。符合普世价值的国法与符合普世价值的教规应该是相互裨益，相得益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