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逐渐放宽，内地教会与境外宗教界人士或组织之间官方的或非官方的交流也逐渐频繁。但在教会里，各讲台宣讲福音和圣经真理，教牧人员鲜有机会将国家宗教政策法规普及给广大信众。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则是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在宗教领域的具体要求。简单说来，就是增强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法律意识，懂得法律是底线，也是高压线，知道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因此，作为中国内地教会的牧师，我深感有责任将境外的安息日会组织逐一介绍给本会信众，并将相应的国家宗教政策也向大家说明，以便在与这些境外安息日宗教组织接触或交流时不至于引起中国政府不必要的怀疑与质问，使得中国国内的福音工作遭到不必要的损害。

    本文分成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我的个人背景，以增强此文的可信度；第二部分说明中国内地教会的三自原则；第三部分介绍习近平主席对三自原则及境外组织的态度；第四部分介绍境外安息日会的组织架构及机构；第五部分提出我的观点。[NextPage]

    第一部分，我的个人背景。

    我是1988年读高中二年级时因遭遇家庭不幸而从无神论转而信基督教的。当时信基督教只为寻找一片人间净土，想清净而平安度日。但信主不久就发现，在中国，特别是当时80年代的中国，信基督教这一举动实际上就是把自己间接地卷入了政治。让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在我高中毕业后，放弃高考转而报考了菲律宾本会的大学时。申请护照的过程长达一年（当时，按正常情况应该只有2个月），在这一年中，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没有来找我，但是公安局二处的两位国安人员先后找了我数次，而且是单独找我谈话，不让我母亲在场。他们真的担心我这个无知少女被境外基督教组织吸收并利用，去境外基督教大学学习，回来就充当境外基督教组织渗透中国大陆基督教的代理人。这使我这个18岁基督徒初信者意识到加入基督教实际上已经让自己背上了一个政治包袱。后来，因为担任邓小平访美翻译的祖籍四川峨眉山的美国参议员、本会信徒黄子尚博士给中央高层人士打电话问及我的护照之事，一年之后的一天，公安局二处的总找我谈话的那位同志才亲自把我的护照送到了我家。之后的三年，我开始在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的四川教会全职义务工作，在四川各地乡村和成都市内带领安息日的家庭聚会点。在这几年中，常常会躲避当地政府宗教部门或三自的围追堵截，因为我们干的是跨地区传教工作，这是违反宗教法规的。只是当时纯属无奈，各地没有传道人，福音需要也只好违规了。

    现在回想我从高中毕业到去菲律宾上大学的这四年专职义务传道时期其实是上帝在让我熟悉国内的教会情况，其间，也让我熟悉了国家在各方面的宗教政策。我亲眼目睹了当时被推上领导位置的初信的母亲是怎样智慧而勇敢地同当地宗教部门和三自两会辩论国家宗教政策。当时智慧的母亲在当地宗教部门和三自两会面前俨然以捍卫国家宗教政策者自居，并时刻不忘提醒当地政府和三自两会她自己是烈士遗孤的红色身份。是的，至今，我仍然坚持母亲当初的立场：我们是根正苗红的爱国基督徒，我们坚持中国宪法维护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力。在那些年中，我也经常见到母亲引经据典地摘录国家的宗教法规写材料给市、省一级的宗教部门，要求给予我们四川各地聚会点合法的宗教自由。

    八、九十年代的四川教会当时还主要面临一个被当地宗教部门怀疑有境外宗教组织“渗透”的问题。因为我们信徒当中有人收听境外安息日会的福音电台。其实这在如今的中国完全不是事儿，但在当时，却被当地宗教政府和三自两会当做严重问题来抓，认为这就是“渗透。”因此，我又听母亲跟宗教部门人士和三自两会人员辩论什么是“渗透”的问题。

这就是我的个人背景，从一开始信教就接触到境外组织渗透的问题，就被迫耳闻目染了国家相关宗教法规；从一开始信教我就意识到，在中国，不管是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还是如今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作一名基督徒，尤其是基督教会的领袖，明白自己的处境，懂得国家相关的宗教法规政策是自保、求生、传福音的基础。[NextPage]

    第二部分，简介中国内地教会的三自原则。

    本部分内容摘自“百度百科”，因百度百科中的内容基本与我在本会神学院（菲律宾亚洲神学院，安德烈大学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神学院）里所了解的内容相符合。

“三自”一词在十九世纪末就己经被使用，以说明基督教宣教运动的一个重要政策，意指脱离西方教会的管辖，中国人独立自主办中国教会，这一政策被很多的中国教会或多或少地采用。

    最早提出三自原则(three-self principle)的是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基督徒亨利范恩(HenryVenn, 1796-1873)和美国基督徒卢夫安德生(Rufus Anderson, 1796-1880)，他们最早提出了"indigenous church"（本色教会）一词，提出了本色教会原则：self-supporting（自养），self-governing（自治），self-propagating(自传，Venn使用self-extending一词）。这个词的早期中文全名是“自立、自养、自传”，很多的中国教会都或多或少地使用这一政策。

    1906年1月25 日，俞国桢发起成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浙江平阳、湖北天门等地教会表示响应。于是在1910年，在上海成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总会。1916年，在商务印书馆附近的宝通路340号新建较大的西式教堂，取名为闸北自立长老会堂。 1920年，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总会，包括中国16个省的189所礼拜堂，信徒2万余人。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主张“有志信徒，图谋自立、自养、自传，绝对不受西教会管辖”。另外,王明道建立的基督徒会堂，倪柝声建立的地方教会，还有真耶稣教会、耶稣家庭等等，也是实行三自原则的。这些教会可称为中国自立教会。但是也要看到，到1949年为止，从中国基督教会的总体来看，能够实施三自原则的教会还是一小部分，实施的程度也参差不齐。在贫穷动荡的中国，中国自立教会还处在一个成长过渡阶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三自爱国运动中”，“三自”的全名是指“自治、自养、自传”，其字面意义与以前大同小异：

    自治，指教会内部事务独立于国外宗教团体之外；

    自养，指教会的经济事务独立于国外政府财政和国外宗教团体之外；

    自传，指完全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传教和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负责解释教义。（以上皆转载自“百度百科”）

    中国内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在1950年代率先加入三自的教派之一。改革开放后，在前基督复临安息日中华总会会长徐华牧师，和前中华总会行政秘书长林大卫牧师的带领之下，内地安息日会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普遍进入了三自认可的教堂进行安息日崇拜，保持着拥有独特信仰与实践的合法宗教团体的身份。目前内地安息日会中只有以陈登荣弟兄为首的旷野派拒绝加入三自爱国运动。[NextPage]

    第三部分，习近平主席对三自原则及境外组织的态度。

    习近平主席遵循了以前各届中央政府的一贯政策，继续强调内地基督教团体的三自方针。2014年5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讲话指出：“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就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要重视培养爱国宗教教职人员队伍，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宗教界人士素质，确保宗教组织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人士手中。”

    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再次强调：“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主席还指出：“独立自主自办，就是指中国的宗教事务由中国的教职人员和教徒自主办理，由中国教徒自己的组织进行管理。简单地说，就是包括神职人员培养与选拔，宗教教区的划定与管理等宗教事务，就让中国人自己管理，就不劳境外的某些团体和人士操心了。”

    《宗教事务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进行宗教交往，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其中的“相关规定”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的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体育、专业、医疗卫生、劳工、社会福利、社会工作等方面的民间团体和宗教组织同内地相应的团体和组织的关系，应以互不隶属、互不干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为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外国人不得干涉中国宗教社会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和变更，不得干涉中国宗教社会团体对宗教教职人员的选任和变更，不得干涉和支配中国宗教社会团体的其他内部事务。

    第十七条 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境内进行下列传教活动：

     （一）在中国公民中委任宗教教职人员。

       除了以上宗教法规应该为我国内地教牧人员和广大信众所熟悉之外，大家还需要了解中国政府对境外宗教组织的“渗透”概念。以下为政府宗教部门所界定的境外宗教渗透的概念及渗透手段

 　　   (一)宗教渗透的概念

 　　   一般而言，宗教渗透包括传教渗透和政治渗透。本文中“宗教渗透”概念是指以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祖国统一的反动政治活动和宣传，以控制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为目的的活动和宣传，以及在我国境内非法建立和发展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而不是指宗教作为一种单纯的思想信仰对外传播发展。

       (三)境外宗教渗透手段

第三，直接插手支配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或以提供经济资助为诱饵，用于修建教堂寺观、印刷经书和解决生活困难，拉拢任命教职人员，培植代理人，争夺宗教事务领导权，支持国内外邪教、迷信活动，干扰我国宗教的正常发展。

 　　以上这些法规大都来自政府宗教部门发布在互联网上的官方资料。其中我特别强调：内地教会与境外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互不隶属、互不干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也就是说，境外宗教组织对中国内地教会不存在任何丝毫的行政关系，即不能“控制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也不能“直接插手支配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例如：召集内地教会工作人员开会并布置工作，在内地教会成立其辖管的区会，或给内地教会牧师和长老发放牧师或长老资格证等等。[NextPage]

    第四部分，境外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组织架构及机构。

    境外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组织采用四级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自信徒个人至全球性的组织，其间计有四级：

    一、地方教会，由信徒组合而成。

    二、地方自养区会或区会，由一州、一省或某一地区的各教会组合而成。

    三、联合会，由一比较广大地区的各自养区会或区会组合而成。

    四、全球总会，包括全世界的各联合会，是组织中的最大单位。分会乃是全球总会的一部分，在指定的地区内担负行政职务。

    以上内容摘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会规程》。

    我之所以用“境外”来形容安息日会的组织架构及机构，是因为我国内地教会的基本办教方针是三自原则，意思就是中国内地各安息日地方教会同境外安息日会的区会、联合会以及全球总会之间不存在任何行政关系或隶属关系，任何行政关系的建立都违反了中国教会根本的三自办教原则，会使中国内地安息日会在内地的福音工作遭受不必要的损害。

    下面我来逐一介绍以上各级境外安息日会机构跟内地安息日会的交流情况。

    第一，境外安息日会全球总会（以下简称“境外全总”）与内地安息日会的交流情况。境外全总一直希望与中国政府、三自两会及内地安息日会之间交流往来，以便于政府和三自及地方安息日会对境外安息日会组织的了解。因此，境外全总曾经几次向国家宗教事务局（以下简称“国宗局”）或全国三自两会申请访华，并访问中国内地安息日会当地教会。在征得国宗局许可之后，境外全总曾几次（2-3次）获准访华，包括会见全国三自两会及一些经国宗局或三自两会批准的地方教会。因此，一般情况下，境外总会与内地安息日会的交往不多，我们也就不在这里赘述。

    第二，境外安息日会分会。境外安息日分会实属境外全会驻各大洲的办公室，因此，境外分会会长相当于境外全总副会长职务。在地理位置上，离中国最近的境外安息日会分会是北亚太分会。北亚太分会负责协调境外全总与韩国、日本、蒙古、中国港澳台地区的教会事务。由于韩国联合会、日本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教会皆自养（自养的意思就是该联合会或区会所收什一及奉献能够应付当地区教会的开支，因此，该联合会或区会的行政首脑，即会长等最高行政职位由当地去教友选举产生。），北亚太分会对以上各教会事务基本处于例行公事、按部就班的平稳状态。

    第三，境外安息日会联合会。境外安息日会联合会是境外全总的下属机构。在地理位置上离中国内地最近的是总部位于香港的华人安息日会联合会（英文名字为The Chinese Union Mission,简称“华安”）。值得注意的是，华安并非一自养联合会，而是差会，这就是为什么在其英文名称中被定名为“Union Mission”。

    在中国基督教布道史上，“差会”（mission）一词是一个富含负面历史意义的敏感字眼。“百度百科”解释：“19世纪30年代，西方基督教教士开始在山东进行零星的传教活动，但直到西方列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强迫中国签订了允许传教士在内地自由传教的不平等条约后，差会势力真正进入中国。从那时起，先后有分别属于美国、英国、德国、瑞典、加拿大和朝鲜等国的40余个差会在中国沿海一带后又在内地进行过传教活动。1950年，中国基督教界兴起三自爱国运动，宣布割断与外国差会的联系。到1951年底，差会传教士几乎全部离境。各差会的附属事业也由当地政府没收，其教堂、房产等陆续交由基督教三自爱国组织使用，差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至此结束。”

    境外安息日会华安联合会就是一个差会，一个对于中国三自教会来说，应该是属于解放前的化石级或博物馆级的教会组织。但由于华安的活动经费都来自其上级机构—境外全总拨款，它因此只能自称“差会。”而港、澳、台等地区大都是自养区会，可以自理本区的教会行政事务，因此，华安联合会实质上是一个对港澳台地区不具备太多实质性行政能力的组织。

    华安联合会的前身是东亚委员会。东亚委员会是一个境外全总同中国政府及三自，以及内地安息日会进行友好交流的办公室。传统上，无论是对待东亚委员会还是华安联会，内地安息日会普遍公认的领袖，如林大卫牧师和郑昭荣牧师以及二位牧师曾经牧会的当今的上海沐恩堂对境外一切安息日会机构所采取的态度都是：坚持三自原则，在互不隶属、互不干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上平等交流。以前，每当有东亚委员会的高层领袖造访林大卫牧师，林牧师都会把此人带到三自两会去。林牧师的目的显而易见，他不愿意给政府和三自造成一种印象，就是我们背地里和东亚委员会私相授受，以免给内地更为重要的福音工作造成伤害。后来郑昭荣牧师每次见到华安联合会的官员时，都会责无旁贷地向他们宣讲中国教会的三自原则，更是嘱咐我们这些晚生后辈要坚持走独立办教的道路。

    目前的中国内地，人口众多，需求广泛，从经济上来说，拥有广大的市场，从宗教和政治上来说，也是如此，真好比唐僧肉，引海外各路英雄尽折腰。许多境外宗教组织在其合法辖区内无所事事，于是便到中国内地来开新工、创业绩。诸如此类的国家中属韩国最甚，因为韩国地窄人多，僧多粥少，许多韩国传教士在韩国境内传道人饱和的情况下来到中国传道以谋生。

    中国内地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目前因无组织面临许多实际的困难，也使得有人以为可以借助境外组织来彻底解决当前的问题。只是我们在这样行的时候，必须考虑一个问题：这样做合乎上帝的旨意吗？还是人自己在修造巴别塔？

    对于如何处理我们内地安息日会同境外安息日会及组织的关系，我在此提出自己的看法，仅供大家参考指正。[NextPage]

    第五部分，我的观点。

    第一，由于我们对“教会是肢体”这一真理的认识，我们需要同境外安息日会进行平等而友好的交流，并通过积极的交流（例如讲学及留学），归正我们的神学思想。

    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自从1950年代国外传教士离开中国之后，中国内地安息日会对上帝的认识和对圣经真理的认识就普遍停留在了1950年代有律法主义倾向的水平点上。多年来，正是由于我们缺乏在神学思想上同国外肢体的交流，闭关自守，才使得我们内地安息日会逐渐产生了信仰基因的变异，在神学思想上逐渐偏离了福音的基本真理。近年来上海的一些教会领袖及牧师长老公然拒绝美国本会神学家乔治奈特牧师有关因信称义的证道内容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证明我们内地安息日某些教会的神学思想是已经多么遥远地偏离了福音的基本真理。

    十几年留学海外的经历告诉我，中国内地安息日会要发展，必须向那些拥有优良基督教传统的海外基督徒们们学习，我们必须加强同这些海外肢体的交流，以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上帝。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本会中青年去海外本会大学留学，能有更多的人把纯正美好的福音信息带回中国。

    第二，同境外安息日会组织建立隶属关系不是解决中国内地安息日会问题的办法，而是在制造更棘手的问题。

    许多内地本会领袖都认识到中国内地安息日会存在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归根结底不是组织上或行政上的问题，而是神学思想上的问题，是我们对上帝的根本认识问题。再好的组织，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愿意遵循制度的人来执行，也是枉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的一些诚信制度拿到中国内地来行不通的原因，因为人的素质不一样。

    因此，要解决当前中国内地安息日会的问题，首先需要统一思想，提高信徒素质，统一大家对上帝的基本认识，系统而广泛地将圣经真理按正意分解，让大家“在真道上合一。”在中国的历史上，秦始皇为了统一中国，他先“焚书坑儒”；汉武帝为了统一中国，他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安息日会的历史上，贝约瑟、怀雅各和怀爱伦这三位安息日会的创始人也是在1845-1858年间先统一了安息日信徒的神学思想之后才开始着手建立组织的，而一直到1961年才建立了第一个区会，到1863年才建立了安息日会的全球总会，正式创建了组织。

    因此，当前中国内地安息日会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组织问题，而是神学思想统一和信徒及领袖素质提高的问题。其实，搞组织统一是最容易的，只需要在当今200多位牧师中召集50多位牧师在一起，自行组织起一个什么山寨版的中华总会，然后宣布自己为唯一被境外组织认可的总会即可，剩下来的工作就是打击异己，进行集权，久而久之就会有一个庞大的巴别塔被建造起来了，如果没有外力干预的话。而境外的某些组织是巴不得有人这样搞的，因为这样可以证明他们的业绩：总算把中国内地安息日会给理顺了。多少年来，在中国内地重新建立全国性的教会组织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夙愿。但如此是真正的按照主的仁爱的旨意理顺了中国内地安息日会吗？还是境外组织被当成了内地安息日会某些派别的旗帜或枪完成了他们消灭异己的心愿？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几年前有所谓的“南方八省”团体就企图利用某境外组织来消灭他们的异己，生生地要把他们所不喜欢的某位本会信三代牧师给开除，人为地制造分裂。

    第三，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中国的教会中国人办，三自道路是合乎上帝旨意的传福音的正确道路，因为只有中国人才明白中国国情，老外中文说得再好，也是老外，并不懂中国，更谈不上领导中国人了。

    中国内地教会老一辈的领袖，如林大卫和郑昭荣两位牧师都曾经在解放前的差会中华总会中担任教会重要职务。他们亲历了差会时期的中国教会，深知中国人自己办教会是上帝籍着历史给我们中国基督徒的教训。

    林牧师曾写了一篇名为《痛心岁月：一个中国人谈中国布道的教训》（Lin, David. “Years of Heartbreak: Lessons for Mission by a ChinaInsider.” Spectrum 7 (1976), 22-33）。在这篇文章中，林大卫牧师指出了老外办教、以及差会制度的诸多弊端。林牧师这篇文章先是投稿到美国总会的官方报刊《评阅宣报》，但《评阅宣报》认为此文探讨的是安息日会解放前差会时期的弊病，会在教会里产生负面影响，于是拒载，结果此文被另一非官方的安息日会期刊Spectrum全文登载（Spectrum是由美国本会一帮指点安息日会江山的大学教授及高知人士创办的期刊，专以评论安息日会时弊，推动教会公义为己任）。

    郑昭荣牧师生前也持林牧师同样观点。他曾写到：“我相信我们慈爱的天父既然在国外感动拣选祂的儿女起来组织领导祂的教会推动救人的圣工，在中国我们的天父也能感动拣选祂的儿女起来组织在中国的教会发展救人的圣工。事实所告诉我们的正是这样。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差会领导时期，上海领导机构很大，工作人员也很多，花的钱也很多，但每年受洗的人数并不多，后来外国的同工走了，外来的经济断绝了，我们慈爱的天父感动上海的主内弟兄姐妹起来，热心为主工作。虽然当时上海正式拿工资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人，另外有几个有补贴的义工。但信徒起来热心工作，每年受洗人数大都在二百多人以上。预言之灵的五大著作，差会时期几十年没翻译出来。当差会不存在之后，五大著作在短短两三年中就全部翻译完并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印了出来，差会领导时期几十年，中国教会出现过一次施洗有一千人两千人的情况吗？没有，但在没国外领导的情况下，却出现了一次受洗一千人两千人的情况。这些事实说明甚么？说明上帝圣工的发展不是依靠才能、知识、钱财，而是在于甘心忍苦耐劳。忠心于天父的儿女，顺从天父的带领，仰望主藉着圣灵所赐予的一切恩赐所带来结果。过去的经历，过去的认识带给我们重要的教训，我们应当常常记牢这些主在实际中所给我们的教训。”（郑昭荣牧师2008年书信）

    第四，中国的国情要求我们在不违背圣经原则的前提下顺服在上的掌权者，建设本色化、处境化的基督教会。

    这两年来持续至今的浙江拆十字架这一政府举措也表明了当局对基督教的态度，提醒中国内地基督教界人士低调做人。反“渗透”反境外组织对内地教会行政事务的干涉也是政府的不变态度。

    我相信凡在1980、90年代在教会全职服事的同工们都会赞成我，较比那些年，目前中国的宗教政策开放多了。内地基督教会甚至安息日会同境外宗教团体的交流也逐渐频繁。据我所知，至少在北京，三自两会一般都会批准教会的申请，允许境外的专家学者，甚至境外宗教团体的官员们在三自教会的讲台上宣讲福音，或培训讲座。

    我们始终不要忘记中国不是个有神论国家。世俗政府纵然有职责保障每个公民的信仰自由，但人性的软弱是排斥异己。毕竟，历史上，即或是基督教会也曾打着上帝的名号打击并烧死持不同信仰者，并且当今那些叫嚣着要统一内地安息日会的教会掌权者们更是一再打着教会合一的招牌对持不同观点者进行着阶级斗争。历史向来如此，较比世俗政权的逼迫，披着宗教外衣者扔出的石头更能伤害基督的身体。所以，对于我今日在世俗政权之下所享受的宗教自由，我感恩上帝，因为神出于祂的慈爱和怜悯还没有把我的自由权益交给我自己的弟兄姐妹们来决定。

    第五，教会的根本任务是传福音，怎样在现有条件下更大程度地传扬三天使福音才是我们内地安息日会工作的重心。为了中国安息日会自身的合法存在，我们不应跟境外组织交往过密以至于建立行政隶属关系。交往过密的代价对老外来说不算什么，无非是被驱逐出境若干年（某联合会会长就曾经在90年代末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若干年，如今他再次任职，毫发无损，或许这被驱逐之事还是其传教生涯的一个“属灵资本”）。但如果内地教会因此受到牵连，却是代价不菲，被政府记录在案，从此被视为不守规矩的有非法企图的组织，这样的地位将使我们的教会在传福音工作上举步维艰。

    因此，在2008年，当郑老牧师听说境外安息日会在讨论有关内地安息日会的归属问题时，他写了一篇文章来阐述自己对内地安息日会与境外安息日会之间关系的看法。老牧师如此说：“我听说，国外我们教会的领导们在讨论中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讨论这个问题是出于上帝吗？是有属灵的智慧吗？讨论这问题本身和讨论可能得到的结论是有利于中华圣工的发展，还是给中华圣工的发展制造障碍制造困难呢？我的认识是属于后者。国家的宗教政策法律很清楚，一再提出坚决反对渗透，反对国外教会干预中国教会的主权，连香港教会对内地教会之间也互相不隶属，何况国外？这些年国外同工到国内来的经历，应该反思，应该从中吸取应该吸取的教训。经上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彼前2：13）我们不要怕困难，但不要为自己制造困难；我们不要怕逼迫，但不要制造逼迫。”

    目前，任何想要将中国内地安息日会纳入其辖区，进行行政管理的境外宗教组织都是在挑战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底线，在为内地安息日会肢体制造逼迫。因为政府对此等做法的理解绝对不会从神学及教会组织的角度，而只会从政治和国家主权的角度。正如当初礼仪之争时，康熙大帝所关心的并不是祭祖尊孔是否符合圣经，作为中国皇帝的他，更关心这些中国天主教徒除了天国和中国，没有第三个委身的国度。当今中国政府同罗马教皇之间的较力也在于此，双方都是在从主教的任命上来决定中国天主教徒除了天国之外，所委身的第二个国度到底是中国还是罗马。我希望中国内地安息日会永远都不会面临当今内地天主教的困境，被迫分裂成两大阵营，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做无谓的挣扎。我祈祷，面临中国内地安息日会的永远是圣经所加给我们的基督里的健康吊诡：天国与中国的双重国籍，而不是我们中的某些人自找的、或境外安息日会组织强加给我们的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撕扯。

    写这篇文章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近来又因风闻一些事情更觉得有必要理清自己的思路，并将自己多年来在主里的看见同热爱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分享。就我个人而言，我同境外安息日会组织里的各阶层人物都有往来，因为我自1993年以来就断断续续地留学海外十好几年。这期间，从私人交情层面，我备受海外教会弟兄姐妹们的照顾和关爱，让我从心里知道，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

    尽管如此，私交与个人恩情仅限于个人层面，从教会组织的层面，我永远不能因为个人曾受惠于海外肢体而利用我牧师的身份，铤而走险，拱手把中国内地教会的切身利益作为回馈，陷中国内地安息日会于不利。

    中国内地安息日会是有诸多问题有待解决，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一个个都是天大的问题，只有上帝能解决。而且这些问题应该是中国安息日会信徒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来解决的，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6:4)。所以，蠢蠢欲动的人们啊，“住了吧，静了吧，”因为，“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赛3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