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安息日会时弊之二：教会领导层的腐败

       二、三年前内地安息日会掌权者们在一次海外集会上宣布中国内地本会订立了教会增长目标：以现有的40万信众为基准，计划在7年之内达到100万信徒。得知此言，我当即回应道：“不可能！吹吧您！”现在安息日会有没有40万信众都是一个谜呢！教会增长好比GDP增长。中国政府都知道要继续深化经济改革，就必须改革政治体制，才能保证GDP。但当今的安息日会掌权者们却连世俗政府的自救意识都没有，还痴心妄想着在教会行政体制腐败僵化的状态下制造教会增长的GDP，扩大经济效益，增加受洗人数，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遥想1980年代乃至2000年代初的内地安息日会，那时外部宗教政治环境对整个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不利，对安息日这个小众教会的发展更是阻碍重重，但当时上帝在中华大地各处拣选了一批中、青年人起来复兴祂的教会。这些中、青年人要么是父母辈就是安息日会教友的信二代，要么是从无神论转过来的所谓“半路出家”的红二代，他们大多经历过文革所带来的信仰危机，内心有对信仰的执着与渴求，外有对国家政策的熟悉掌握，在当时刚从劳改农场归来的老一辈牧者们的带领下，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干起了教会，不计代价，不辞辛苦，不惜生命，不怕坐牢，不吝钱财，由此换来了内地安息日会直到2004年还保持的30%乃至55%（2004年当年的教会增长率）以上的教会增长率。当时的中国基督教会包括安息日会的教会增长被当成传奇在海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国基督教会被冠之以“新约时代的教会”美名。那些年是圣灵在中华大地沛降的嘉年华，是上帝赐给中国内地安息日会的禧年。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政治宗教气候的改善，30多年后，各地安息日教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并以某些城镇为中心，为母堂，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个拥有一定教友人数和巨额捐款的合法的大教堂，而上文提到的这些曾因信仰愿把牢底坐穿的领袖们也逐渐被政府和三自所了解所认可，开始有了合法的身份，开始了他们对地方教会的和平统治时期。外面不再有争战，可能一开始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领袖们中的大部分慢慢成为了一个个的王（笔者必须声明：对这些领袖以“王”相称并非我的发明。这来自多年来海内外安息日会的舆论共识），开始过上了“太阳平西”在“王宫平顶上游行”的帝王日子，坐拥内地安息日会一方“山头。”

       与圣经中之大卫王不同的是，由于中国社会基督教文化，以及中国安息日教会传统文化的缺失，当今内地安息日会的当权者们无一像圣经中的大卫那样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宗教信仰熏陶，并随时有先知厉声断喝，直指人心，引其悔改,归回正道。他们早年“创业”时那几位屈指可数的曾经带领他们“打江山”的老牧者们相继去世或赴美，以至于当下，这批当权者们再无导师可以仿效，更无导师可以教他们怎样“坐江山，”忠心管理上帝的家。加之内地安息日会自50年代以来同海外肢体隔绝，同国外安息日文化接触甚少。结果，这些“半路出家”的红二代和缺乏安息日会纯正信仰基础的信二代掌权者们普遍出于本能，仿效了与基督的仆人式领袖原则截然相反的另一种管理模式，即中国几千年来的以个人专制为特点的帝王制（笔者按：这一现象也不是新的，也是在教会历史中有前车之鉴的。公元三世纪被合法化的基督教会一时不知怎样应付大规模的教会增长，便断然借鉴了罗马帝国的政治体制及组织架构，最后形成了中世纪的那一套自上而下，等级森严的教皇制独裁体系。不过梵二大公会议之后，当今的罗马天主教的教会体制远比今日内地安息日会所奉行的这一套开明，至少不是教皇一个人说了算，而教皇也是由主教选出来的）。

      内地安息日会帝王制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教会为领导层所窃取（古有“窃国者，”姑且称某些地方教会领导人为“窃教者”也不为过），成为家天下，因滥用权力及财务资源而导致腐败。

       内地安息日教会家天下的客观历史原因在于80、90年代安息日会各地方教会在初建时大多以家庭聚会点的形式起家，教会领导层便自然而然地以某个忠心家庭为主。这本无可厚非，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大多数组织或机构在初期阶段的必经之路。但这样的情形却只当存在于组织发展的前期，人数少，资源少的阶段。当教会组织逐步壮大，教会财产积累逐步增多，人员构成也由原来的邻里乡亲扩大到素不相识的外来者占教友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之后，教会的组织架构理便当随之调整，以适应新形势，才可避免领导层腐败僵化，组织才可持续的发展壮大。

       然而遗憾的是，内地安息日会大部分的教会领导层仍然沿袭老一套的家庭教会管理模式，教会人事安排上任人唯亲，教会财务上，暗箱操作。虽然当年的那些中年人个别成为了已过社会退休年龄的垂垂老人，但他们骨子深处，认为教会是他们建立的，她们曾经付出那么多，教会就像他们的孩子那样被他们含辛茹苦地带大，如今要她们眼睁睁地看着教会就这么从自己的羽翼下交给别人来管理，他们拒绝接受。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当今大多数内地安息日会当权者们搞家天下的自身主观原因。众所周知，老一辈的安息日会牧者们，比如我在上篇中提到的徐华、林大卫等都是出身社会上层，出自名门望族。权力、名声和钱财对他们来说都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他们淡薄名利，他们自愿抛弃了名利，当他们被历史推到教会的领袖位置时，他们只知道信上帝和奉献。但当今中国这帮当权者们中大多数，跟中国当今大多数腐败的世俗官吏一样，出身中国社会下层，他们的社会身份，她们自己原生家庭的经济实力或社会地位都不可能给他们带来权力、名声和钱财。这三样在他们幼年、青年时缺失，总算在他们中晚年时，经过自己在教会中的打拼后，在教会团体内得到了。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在全民“下海”挣钱时期，这些教会领导人大多把全部精力投入了教会的发展，就其客观效果来说，这些人其实是选择了另一种“下海，”只不过是把企业换成了教会。权力，就其实质，是谁说了算的问题。而这些人由于早年的奉献和忠心，在相当一部分教友心中赚取了绝对的影响力，他们中大部分人现今都成为了教会中一呼百应的“伟大领袖，“在教会内拥有相当一部分跟从者。在经济上，由于教会的发展，捐款的增多，教会财务的不公开透明、暗箱操作，他们成为了弟兄姊妹们什一奉献捐款的非法主宰者，也因此成为了一方经济土豪，成为了各地教会那些个“家族企业”的董事长。

       要他们权力移交？除非是把权力交给她们信得过的人。而在教会里能让他们放心的，自然是她们的嫡系：他们自己的子辈，或非血缘关系的但由她们亲手带出来的亲信，也就是那些忠心于他们的人。于是当今内地安息日会各地方教会大多保持着中国传统的帝王文化，领导层要么由那帮垂垂老矣的90年代的中坚分子继续乾纲独断，要么由 “太子党”们世袭“王位，“承袭父母辈打下的“基业”伴随着各样的“垂帘听政。” 说什么按照圣灵的恩赐来分工，讲什么仿效仆人式领袖来服事，这一切在当今左右朝政的内地安息日会的“老佛爷”和“太子党”们的心中都是讲台上的空话，让教友们顺从的高调。稳定压倒一切。而所谓的稳定就是教会权利必须掌握在这部分既得利益之人和他们的子孙、亲信的手中。

        多年来，这些教会掌权者们已经被家庭教会的管理模式操练得独断专行，而以前国家宗教政策的不开放自由更是造成了她们暗箱操作教会人事及财力资源，因此，他们手头的权力是无上的是绝对的。之所以绝对无上，乃是因为就当今内地安息日会各地方教会的领导层来说，没有任何一个更高的组织机构去监督她们。

       首先，政府宗教部门出于对宗教自由方面的顾忌不去主动监督他们，也不愿意花太多精力去监督他们，因为这样做毕竟捞不到任何政治资本或经济利益，因此，政府宗教部门只求相安无事，纵然有忍无可忍的教友中的先知先觉者上告当地政府宗教部门，要求政府出面监督当地安息日会领导层，也往往欲诉无门；其次，当地三自及基督教协会实际上也是无法监督安息日会领导层的，因为有彼此尊重的问题存在，也不愿意去干涉属于少数派的安息日会内部的家务事；第三，海外的所谓某某联合会乃至某某分会，对内地安息日会来说不过镜中月水中花，从人格魅力和神学专业知识上缺乏领导力，从经济资源上缺乏号召力，加之受国家宗教政策的约束，更为了它们自身的安全存在，这些海外组织机构的行政人员都不得不对内地安息日各方豪强趋炎附势，哪里还能反客为主去监督各地大王的工作？第四，当地安息日会教友更是被剥夺了监督教会人事、财力资源的功能。

       目前，在当今大多数内地安息日教会中大体有三种教友。一种是死心塌地地“忠心”教友。他们大多知道甚至也目睹了领导层早年为主奉献的光辉事迹，从心里来讲，他们佩服这些领导人，并从他们受惠，更尊他们为上帝的仆人，称他们为“牧长”（其实，“牧长”一词整本新约圣经中只出现了一次，就是彼得前书5:4：“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圣经只承认耶稣基督是牧长，将该词用在人身上，就是亵渎。怀爱伦师母曾几次提笔反对本会牧师在名字前面采用外教会神职人员普遍使用的“Reverent令人敬畏的,”她反对我们的牧师自称“令人敬畏的某某牧师”，因为她反复强调，没有人是令人敬畏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此理同样适用与内地教会普遍对牧师的妄称“牧长”）。这些教友自甘堕落为教会二等公民，并习惯了受专制统治。他们就是忠心的愚民教会。像中世纪黑暗时期的广大天主教教民一样，她们认为这些领导层人士才代表了教会，甚至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而愚民的责任便是顺服教会，他们也被灌输，谁反对教会领导层，谁就是反对教会，反对上帝，他们是当今内地安息日会中的大多数。第二种教友是那些感觉到压抑，却愿意明哲保身，沉默是金的教友。她们内心不满当地教会掌权者们的专制，却不敢怒也不敢言。第三种教友是那些“不安分者”。他们不仅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还满有圣灵的恩赐和才干，他们在世俗社会中打拼过，希望到教会来寻求一片净土，来施展自己天赐的才华，为上帝传福音，并让自己的亲友们来教会接受光明。但却发现教会是由少数几个人把持着，教会体制要么是个别人或家庭控制的独裁政府，要么就是个别事工组人员把持的寡头政治，而他们独立的头脑和创造性的思维要么被故意忽视，要么被武断打压、被河蟹。这些人是令当今内地安息日会领导层头痛的教会内部的“民运“分子，正在遭受不同程度的排斥与打击。

        其实，按照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全球总会颁布的《教会规程》，当地教会的广大教友就是教会，而定期召开的地方教会全体教友大会才是地方教会的最高权威。每一地方教会的广大教友就有监督当地教会人事及财务的权力。除了当地教会的广大教友，在海外，每一当地教会的人事和财务都由更高一级的区会来监督及调配。人事上，除了牧师一职由区会分派外，教会其余人事安排皆由全体教友选举决定，如果地方教会会众就某一问题与地方教会领导层发生了冲突，教友有权诉诸区会来裁决。就财务资源来说，各地方教会当定期将什一交给区会，区会再上交联合会，最后至全球总会。乐意奉献虽由地方教会管理，但须教会全体教友选举产生司库、出纳及会计，组成财务小组来管理。并且，牧师不能跟财务沾边，也无权签字决定一项支出，这是教会司库的权力。牧师的亲友团也不能参与地方财务小组的任何事务（这其实也是三自教会的财务制度）。地方财务小组还得定期向教友公布财务收支，乐意捐用途也应由教友大会选举产生的堂委会全体来表决通过，区会还定期派人来地方教会审计。全球安息日会对地方教会人事及财务的监督机制是非常到位的。而没有更高一层的监督机构是内地安息日会领导层权力腐败客观上的根本原因。

        在这样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下，各地方教友没有义务，也不应该向当地教会缴纳什一和乐意奉献。正因为那是上帝的钱，所以每位上帝儿女才要对自己缴纳的这些捐款负责，即：要知道它们是被大家选举出来的忠心之人保管着，并被派做了忠心的用途，因为它们的去向应该有人定期报告。而在各当地教会财务不公开的情况下向教会领导层缴纳什一乐意捐，则是不负责任的盲从表现，更是对教会领导层的纵容和不负责，违背了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看守的基本原则。

       曾听不少领导层人士造舆论说，教友应当忠心缴纳什一乐意，这是教友的本职，至于什一乐意是怎么用的，教友无权过问，因为教会领导层自会向上帝交代。这种言论在内地安息日会流行多年。究其根本，此种说法只是为了继续领导层的专制统治，完全是强盗逻辑无稽之谈。大家有没有想过，凭什么教友就不能自己向上帝交代，凭什么教会领导层才有特权直接向上帝交代？领导层凭什么就能把大家的什一和捐款据为己有，肆无忌惮地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完全无视教友集体的意愿？耶稣基督已经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让我们每位信徒都能直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把我们的事情向上帝交代，为什么我们在耶稣基督之外还需要这些有罪的人来当中保，用完全不符合财务制度的方式来替我们保管上帝赐给我们自己来管理的钱财，来替我们向上帝交代？

        相比海外教会的牧师们，当今内地安息日会各地方教会的掌权者们可以毫不夸张地用“权力土豪”来形容，因为她们的权力是无上的，绝对的。而有一句名言叫做：“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不时的，会传来内地某安息日会长老或牧师们私用教会捐款游星马泰；内地某安息日会长老携巨额什一奉献逃往美国，或内地某安息日会牧师贪污教会专款30万元，或内地某安息日会牧师违反基本财务制度，将什一奉献捐款近百万元据为己有，甚至还有牧师公然命令属下各地“愚民”教会焚烧账本后再重造假账以欺瞒调查机关等等诸如此类的报告。至于各地教会教友普遍发出的在教会里不能按照信徒恩赐，人尽其用且受排挤打压的怨声就更是哀鸿遍野、屡见不鲜了。当今内地安息日会地方教会掌权者们对教会人事及财务的控制权已经是惨绝人寰地空前绝后了。

       凡此种种表现引出来的是企业管理学家们称之为“奠基人综合症”的弊病。奠基人综合症是企业管理学家们在调查了无数企业奠基人之后总结出来的一个通病。据说奠基人，无论你是什么企业还是什么组织的奠基人，只要你是某个事业的开创者，你的患病率就是100%！所谓奠基人综合症就是指那些才华出众，领导能力强，懂得创业艰难，身经百战的创始人们在企业或组织壮大之后，而自己也不再风华正茂，自己的企业或组织人才济济的时候患的心病。病根是因为自己不再是一支独秀了，不再被所有员工景仰了，不再是所有决定的拿捏者了，总之，一句话，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了。深深的失落导致了各种症状：对平辈的猜疑，对年轻人的嫉妒加打击，在决策上独断专行，排除异己。这些都使奠基人最终成为危害企业或组织发展的绊脚石。

       以下是专家们列出的几个特征，说明如果一个企业或组织有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况存在的话，那么他们就已经有患心病的奠基人出现了：

　　1.创始人是该组织一切大事的唯一的最终的决策者。

　　2.董事会（或事工组） 聘用人都是创始人的亲友团。工作人员的被选中，是因为他们对创始人个人的忠诚。 

　　3.董事会（或事工组）的作用是“支持”创始人的决定。他们往往只是一个橡皮图章，对整个的工作安排了解甚少，因为只有创始人才操控全局。

　　4.开董事会（事工组会）时，常常是些“我，我，我的”的谈话。“我的工作人员，”“我的组织，”“我的希望。”任何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外的事情，都是异己的非组织的活动，不为组织所支持。

　　5.毫无组织基础建设。没有任何继任计划，你会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 “这不是我们一直做的。” 

       当今内地安息日会大多是饱受奠基人综合症之害的、缺乏基督精神的病态组织。教会领导层大多已被尊为“精神领袖“，在思想上辖制信众，在经济上控制教会，已然成为了实质意义上的cult。

       下篇，笔者将就当今内地安息日会的另一时弊——神学思想上的谬误，来论述当今内地安息日教会增长停滞的另一重要原因；再后，将有题为“路在何方”的论文提供笔者对当今内地安息日会诟病之解决办法的建议，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