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反抗力甚巨。排斥基督教的种种尝试从未绝迹。中国改革开放，国门大开，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无任欢迎。然而一些人却仍旧热衷于基督教 “中国化”，以中国旧有的（包括被“改革开放”抛弃的和行将被抛弃的）文化习俗及政治意识形态重铸基督教神学，对西方神学思想熟视无睹。

　 基督教生于地中海开放商业文化背景中，实同自我封闭、自视甚高、自以为是、画地为牢、闭门称霸的小农意识迥不相侔。基督教“中国化”与中国的“世界化”是 一个两难选择。我们不幸把“中国特色”硬套在“基督教神学与教会”上，似乎封闭僵化、拒绝外部舆论乃“民族化”的题中之义。

　 数落起来，封闭的“中国化”概念由来已久。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看，昔日那些梯山航海而来的西方传教士，乃是人类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他们不远万里，抛别家 乡的优越生活，来到中国边陲不毛之地及穷乡僻壤，给中国文化带来新的生机，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今天，基督教在中国已成为“三教九流”中的一教一流，获得 合法承认，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历代传教士筚路蓝缕的开启工作。如果历史的研究不数典忘祖，就不应抹煞中西文化史上这艰辛苦而感人肺腑的一章。基督教对于古 老的华夏文化，实为一种革命性改造力量。然而，由于中国不是一般封闭的国家，故基督教极难进入。传教士只得迁就隐忍，甚至有的人儒冠儒服，并不惜一改基督 教的初衷，入朝为宦。基督教传教士初次来华，为迎合中国民众的心理，采取了一些变通办法。然而其中有不少不足称道的弊端。如，唐代景教采用儒、佛用语。 20世纪初的“本色教会”运动中，有的教堂采用佛教礼拜仪式，焚香燃烛、跪拜诵经。也有人编写中国民谣式的赞美诗。这就是基督教“儒教化”、“佛教化”。

　 1926年，中国基督教会有人建议保留迷信的中国节日，提出除圣诞、复活等基督教节日外，还应保留三种“孝亲敬祖”的节日——清明节，集中本族亲人于墓 地，由家长司仪祈祷、唱赞美诗、讲祖宗善德、清扫墓地；追元节，即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亦即鬼节；孝亲节，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亦举行祈祷、唱赞 美诗。这种不伦不类的仪式如果真的实行的话，也会令人捧腹。

　 基督教原来根本反对鬼神迷信，反对祭祖拜天等活动。中国共产党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文化的一支。20世纪50年代中国平祖坟，埋墓碑，砸祖庙，毁观 音，也反对上述迷信事端。上述基督教“中国化”包含了被中共革除的严重封建迷信色彩。

　 这里且不论中国封建“孝道”的观念是否值得提倡——这是吃人礼教，即使提倡孝道，那也是世俗道德家和街道里弄干部的事，不是教会牧师的本份工作。认为婆媳 相睦，真神就喜欢，这也太降低上帝的“身份”了。我们现在实行法制。法的力量并非完全可以被“孝敬”的大道理取代的。《二十四孝图》中残忍无情、毫无人性 的“孝道”，难道还适合法制时代吗？中国“孝”道的实质是借祖宗荫庇青云直上，因而窒息了个人主义。中国人“哭丧”这门艺术远远高出西人，乃因为“我的妈 呀，你怎么丢下我们不管，我可怎么办呀？”如失考妣，则晋升无望，“后门”被堵，这就是中国文化。基督教的个人主义则鼓励个人奋斗。

　 由此可见，“本土化”、“处境化”、“中国化”的神学强调从“实际国情”出发，其实包含着对基督教真正信仰的曲解和篡改，包含着对现实的不恰当的妥协、默 许与迁就，从根本上把信仰与非信仰，宗教与非宗教混淆起来。“国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依据。基督教并不因国情而改变其信仰真谛。

　 基督教会不应当“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倒应该以“爱”为纲。然而，教会有时会成为渲染仇恨与暴力的场所。如说：“反对我们的人，就是站在我们的敌人方 面。”这样激烈的阶级斗争话语令人乍舌。这很有点“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滚蛋”的味道，也很像“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人莫予毒，不允许别人反对， 使人吃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怎么可以不允许、不听取别人的反对意见呢？怎么反对你，就是敌人呢？对于政治上、信仰上的“敌人”，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 态度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吗？恶恶相报吗？本来很讲博爱与谦卑的基督教会，有时反倒凶神恶煞，容不得反对意见。

　 没有人说过爱艺术、爱鲜花、爱科学，首先必须爱国家、爱政党、爱领袖。这里牵涉到基督教的本质问题。基督教在政治上是大同观念，超出国家、家庭、种族以及 阶级的界限。昔日的家庭宗教、部落宗教、民族宗教，均被这一普遍大同宗教所代替。基督教不属于某一家族、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阶级、某一社会、某一人 种、某一性别。基督教自从产生以来，就对整个人类发言。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耶稣提出以“独一上帝”作为全人类的崇拜对象。他不偏袒 任何一国一族之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异国人、陌生人、外姓人、外地人之说。在基督教中，任何“他乡”遇到的都是“故知”。这个宗教不煽动对异国 人的仇恨。相反，它对仇人、异国人负有正义与仁爱的义务。国家间的界限也被打破。

　 在历史上，拿基督教为种族计划服务者不乏其人。德皇弗里德里希大帝强迫军队信仰上帝，把新教联合为路德教会，使路德教成为国家的一个部门。路德教的牧师可 以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但必须宣誓：“我誓以至诚宣誓服从并效忠于普鲁士国王，我将努力培养人民使之成为忠于祖国、服从法律、尊敬国王之忱佣。 凡与公共治安有害的结社，我绝不赞助参加；凡有害国王的密谋，我若有所知，必先报告国王。”这可以说是“三自爱国”的模范。教会还可以向官方“告密”。德 皇阅兵时则说：“日耳曼人是上帝的选民，我，德皇，直接承受上帝的精神。我是上帝的宝剑、上帝的武器、上帝的战将。”这里，爱国与爱教、国家与教会是一回 事，如联体婴儿，不可分离。教会一旦堕落为国家的附庸，便肆无忌惮。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牧师拉赫曼（Lehmann）说：“德国是上帝所计划的世界的中心，德国向全世界宣战，乃是上帝精神对于世界之污浊、罪过、奸邪的惩 膺。”足见德国教会已堕落为国家附庸，教会及牧师成为爱国主义培养机构与宣讲员。不仅德国如此，其他国家也如此。有人慨叹说，德国人说上帝在德国人一边， 法国人说上帝在法国人一边。难道今天上帝忽然又站到中国人一边，即站在中国的那一部分特别优秀的人一边吗？

　 教会不应当是培养爱国情操的场所。培养爱国主义可以参加各种政治文件的学习，可以进党校、上党课、看爱国电影、参观历史博物馆和伟人纪念堂、瞻仰墓碑、到 烈士陵园扫墓、请人作忆苦思甜报告、读革命小说、唱革命歌曲，而不必进教堂。人们进教堂，是为着宗教的目的，出于宗教的动机。基督教本身则轻视国家利益。 耶稣不是爱国者，而是世界主义者。耶稣是被爱国者杀死的。他反对神化国家。

　 创立基督教的耶稣一群人，原本是没有祖国（他被“祖国”放逐）的流浪者（outcast），是被家庭、社会、国家抛弃的人，是被排除在“社会”以外的人。 他们是悲惨而不幸的人，又是令人“厌恶”的人（wretched），决不会入朝为宦。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在他，这是很自然的。但基督徒若离开家园，四处 飘零，乃是正当合意的。我认为，既然信奉耶稣创立的宗教，就不必当幕僚，当议员，顶戴花翎，身穿官服。和尚、神父、修士、阿訇，均不得以其宗教身份议政参 政——他可以以平民身份参政，但不得以其信仰为标准。他必须代表平民，而不代表政府。由此可以看出，“国家特色的教会”并不是基督徒唯一最终选择。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不少教会中人自作多情，一厢情愿地试图把封建的传统文化与基督教融合为一。然而，“孔子加耶稣”这一著名公式并没有使中国人对基督教产 生好感。传统的儒学代理人认为这是对孔子的侮辱。他们认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孔子不可与耶稣等量齐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夺取政权之前，就猛烈抨 击“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勾结”，把“孔子加耶稣”当作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勾结的阴谋批得体无完肤。基督教被认为是“帝国主义文化”。一个帝国主义文化是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中国化”、“本土化”、“处境化”的，更不应当被“化”为中国式的宗教。

　 从基督徒的立场看，耶稣是“神人悖论”，既是神又是人，看来不合情理，实则是一大真理。孔子虽为圣人，但毕竟是凡人，怎么可以与耶稣等量齐观呢？儒家与基 督教某些人可以在阻挡“民主化”与“现代化”的基础上合流，但断乎不会联合推动现代化建设。今日推行“中国特色”基督教会与神学的人，不知不觉中落到旧的 窠臼中。不同的是，他们用“×××加耶稣”代替了“孔子加耶稣”。但耶稣是“天下万民”的救主，具有普世性、普遍性，而孔子是中国这块特殊地域的“圣 人”。怎么可以把一个普世的宗教“民族化”为一个地区的宗教呢？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一个民族宗教，而不是世界宗教！世界神会蜕变为民族神。
 
　 西方文化传统和基督教新教的历史表明，信仰的多样化与教派的复杂性，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一言九鼎，万流归宗，定于一尊，乃是专制时代的遗物。消除异端，泯 灭异己，是帝王思想。中国基督教曾经有过教派林立、思想错综的“复调”时期。可惜现在已不复存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基督教失去了百家争鸣的局 面，有的只是百鸟朝凤，这正常吗？我认为，多元化比一元化好，教派林立比万流归一好，复杂比单调好，多种声音比一种声音好。

　 坎默在《基督教伦理》中说，我们容易把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描绘成美德与价值的中心。这样，我们就可以从道义上证明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合理性。“我们对 国家的忠诚影响着我们以宽阔的胸怀去评价国际的公正和需要。”然而，他认为，犹太-基督教是以对上帝的忠诚来评价人间的忠诚的。其他的热爱和忠诚应当服从 于对上帝的热爱和忠诚。他正确地说，“上帝是全人类和宇宙万物的上帝。”基督教的上帝不是民族神。然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却把普世上帝变成民族和国家的上 帝。基督教永远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所嫉视。在不能消灭基督教的地方，民族主义者便温和地使基督教蜕化为民族主义工具。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爱”与“忠”（三忠 于，四无限）是一种盲目崇拜，它把特定的、有限的、局部的团体和个人变成人类永恒价值的中心与偶象。然而基督教却主张，对特殊的团体和个人的爱（个人崇 拜），永远不应当成成为价值与意义的核心。我们不应当把特定的爱（爱父母、爱朋友）和忠诚（忠于某个党派和民族）当作价值的中心。基督教对陈腐的中国政治 文化是批判的武器。它会刷新中国人的心。

　 专制统治有这样的特征：被专制统治的人，往往一面作奴才，一面又成为另一部分命运更悲惨的人的主子。他对奴才凶神恶煞，往往比主子更凶，是为了向主子讨 好。专制主义统治不仅造就奴才，也把奴才造就成为另外一部分人的主子。专制制度下的奴才一面很温顺，一面又积极斗争。一般而言，做惯奴才的人更凶狠，也更 乐于成为“奴隶总管”。专制主义统治下有无数的奴才和主子：一个人往往既是主子又是奴才。社会于是达到超级稳定。专制统治下的羔羊顺民比专制者有时更像豺 狼。

　 中国已经推翻了封建王朝。封建皇帝不懂得“宗教信仰自由”。他可以把“传教自由”视为洪水猛兽。然而，今天的人不应当把皇帝引为知音。在任何时候，封建专 制王朝的宗教迫害都不是“主权国家”应当引为自豪的事。我们应当懂得，中国海禁大开，外人传教自由，乃是我们自己的自由的一部分。自由、平等、人权概念进 入中国，只要不被皇帝佬儿及其顺民“中国化”，一定会使愚昧封闭的中国社会跃入现代民主国家行列。

　 我国学术界、教育界、工商界、文学艺术界，都对五十年代的许多重大“冤假错案”加以纠正，连胡风、潘汉年、俞平伯、武训都得到重新评价。胡适、徐志摩、周 作人、梁实秋等人的作品都在大量印售。然而，令我感到非常难解的是，基督教会对50年代一些重大事件却没有重新予以评价。至今在位掌权的人不少是当年政治 斗争中的卓越“斗士”。基督教界自身没有认真反思自己的历史。

　 邓小平先生倡导“思想解放”，中国的社会思潮澎湃荡激奔放时，基督教会仍在被禁锢中。教会学者未能补上这一课。这使得中国教会未能省视自己的历史。在中国 人眼中，基督教是个“异物”，故而教会人士更加积极地表明自己“敬皇、谢主、爱国”之心真切。教条主义和僵化思维方式根深蒂固。与学术界及经济商业生活万 马奔腾的局面相比，基督教会反倒定于一尊。在他们那里，“文革”语言满天飞，棍子到处打，“天朝上国”的概念依然如故。我希望，教会应与中国社会及世界文 化主流齐头并进。我相信，中国“入世”，会对中国基督教产生应有的推动。中国基督教“走向世界”，乃是它自己原来的“题中之义”。仇恨异己，扫灭“敌 党”，不应是教会的作风。当代中国官办教会是一个“伟大”的教会，谁如果发表与他们不同的看法，“首长讲话”便会痛加斥责。

（本文原题：“基督教‘中国化’随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