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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基督徒教育家

作者:李舍坷 丨 来源:福音时报 丨 发布时间:2015-05-22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涌现出一批忠心爱主且热爱祖国的教育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上,用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恩赐服务世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殚精竭虑,将我国的教育水平推向一个个新的高度。本文试从中选出几位代表性人物,简单阐述他们的信仰和事迹。

1、爱国基督徒医学教育家颜福庆

颜福庆,1927年创办上海医学院,标志着他成为中国医学界的重要领袖。这所医院被称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是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医学院。1985年改为上海医科大学,2000年并入复旦,不过保留“上海医学院”的名称。

上海医学院并不是颜福庆创办的第一所大学,他早于1914年就创办了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并任第一任校长,这所学校是今日湖南医科大学的前身。颜福庆还于1915年组建中华医学会并担任第一届会长,该会第一届大会就是在航海基督教青年会殉道堂召开的。

这当然与颜福庆基督徒的身份不可分割。颜福庆于1882年出生于江苏宝山一个贫寒家庭,幼年丧父,从7岁起由伯父颜永京抚养。颜永京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长,圣约翰大学是一所由美国圣公会中国差会创办的学校。颜福庆从小受伯父影响,后来就读圣约翰书院医学院,并于1903年毕业。

当时,上海同仁医院的创办人,美国圣公会的华人牧师吴虹玉是颜福庆的舅舅,因此,颜福庆毕业后就前往该医院实习。上海同仁医院是今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的前身,该院网站介绍,其中“同仁”二字取自《圣经》中“大同”、“仁爱”之意。

后来颜福庆留学美国,获得耶鲁大学医学院优秀博士毕业生,并以27岁的年龄被吸收为美国自然科学学会会员。在耶鲁的岁月,让颜福庆跟一个名为“雅礼会”的传道团体有了许多接触,并在其毕业后的20多年里与之保持紧密联系。

颜福庆被后人称为著名医学教育家,关于医学教育,颜福庆“注重平民,普及教育”;因此,他所创立的上海医学院集分科诊治、精密研究、医学教育为一体,代表着国人自办医学院的最高水准,与外国人办的代表世界水准的北京协和医院一南一北、遥相呼应。

2、积极实践“教育救国”理念的刘湛恩

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被称为20世纪上半叶我国著名的基督徒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1986年出生于湖北阳新县,4岁丧父,后流落至汉阳,幸得美国女宣教士白桃医师的帮助,12岁进入九江同文书院读书,后来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并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后出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教育部干事,及沪江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沪江大学是由美国浸信会创办的一所学校。

刘湛恩积极实践教育救国的理念,提倡职业教育和公民教育。他提出“让沪江大学更中国化,更基督化”的口号,并大力倡导“积极的、前进的、建设的、牺牲的”沪江精神,强调师生团结、民主进步和学术自由。他还在城中区创立商学院,为从商之人提供深造的机会;为无力求学的工人及其子弟创办工人夜校、工人子女义务学校,以及民众图书馆等。这些公益活动大大提高了沪江大学的社会影响力。

刘湛恩更是一位热心的爱国者,他把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与抗日救亡的爱国事业融合在一起,曾与上海基督教界领袖28人联合发表时局宣言,呼吁团结一致,共纾国难,救国于危亡。1937年“9·18”事变后,刘湛恩在上海租界地区开设难民收容所,收留难胞1600余人,并联合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且被推举为主席。

后来,刘湛恩被日伪政权视为眼中钉,意欲拔除而后快,但他说:“我是中国人,我是基督徒,为了真理和正义,即使上十字架也在所不辞。”193847日早晨,刘湛恩在送儿子上学的路上,遭到日伪收买的暴徒狙击,当场牺牲,年仅42岁。

3、基督徒探索爱国之路的典范——容闳

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也是促成1871年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重要人物,被后人称为“教育家、改革家、政治家、爱国者”。

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香山县,7岁随父前往澳门,就读于马礼逊纪念学校。1847年,容闳前往美国留学,于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就读,1850年考入耶鲁学院,为首位于耶鲁学院就读之中国人。

容闳生平即一部中国近代史,身经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太平天国、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以及洋务运动、维新运动、革命运动,与太平天国干王洪仁干等以及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均有直接交往,为着救国强国曾使用各种不同方案。

容闳在美国留学期间曾接受基督教信仰,耶鲁大学教堂还存有他受洗成为基督徒的记录。容闳经常参加教会举办的聚会,不过他并不愿意做宣教士,因为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更需要的是他在耶鲁大学学到的科学,因此终生抱着实业报国的想法。他非常看重《提摩太前书》58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这句话,并认为“亲属”和“自己家里的人”就是他深深眷恋的中国。因此,1854年毕业后不久,他即返回中国。

最初,满怀抱负的容闳未得清政府重用,曾尝试接触太平天国,并向洪仁干条陈七事,不过后来看到太平天国虽有拜上帝之形,却无基督教之实。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的开展,使容闳得到了施展他在耶鲁大学学到的知识,并在江南制造局发奋工作,其工作得到曾国藩等人的赏识。后来,容闳提出的选派留学生赴美的建议被曾国藩、李鸿章采纳,清政府还于1871年设立了“幼童出洋肄业局”,并于1872年选派120名幼童分批赴美留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容闳还曾写信给张之洞,建议向英国借款购买铁甲战船以袭击日本,并得到张的允许,不过后来因李鸿章的反对而被迫停止。

1898年,容闳结识了李提摩太,并一同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他还与李提摩太一同设法营救了梁启超,并因此遭到清政府的通缉。

1900年,容闳与孙中山会面并相谈数日,当时的容闳仍支持康梁的变法而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不过,1909年,容闳转而支持孙中山。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还特向他致函,邀请在身在美国的容闳回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可惜,容闳未完成归国梦就于次年4月病逝他乡。

4、投身于“教育救国”的基督徒教育家黄溥

黄溥1896年出生于湖南宁乡,1906年进入教会小学读书,1908年进入湖南湘潭益智中学学习,1914年考入长沙雅礼大学,1918年自费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主攻教育学。1921年毕业后回国,开始了他长达30多年的“教育救国”探索,曾先后担任湖南醴陵道中学校长、湖南雅礼中学校长,并任华中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长达20年,曾3次代理华中大学校长。

为了建立适合中国的教育理论体系,他远渡重洋,先后两次留学美国,刻苦学习其先进的教育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用于具体的教学实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教育理论。

黄溥的教育理论主要在教会学校进行尝试,他将自己的主要努力方向定在建立一套完整的、适合中国的中等教育体系的目标上,因为坚信中等教育的好坏,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脉。对于高等教育,黄溥也有独特的见解,并在华中大学开创教育学院,提出独特的教育理论。

在中学教育方面,黄溥主张学习美国在教育方面的民主原则和科学精神,但反对照搬照套美国的一些具体作法。他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联系中国学校的实际,在经过两所中学约十年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发表了具有独创性的"七部课程设置理论",对于探讨如何纠正中等教育偏重于“应试”,以及如何全面而有效地实施“素质教育”都具有极重要的启示作用。

黄溥从小就在教会学校学习,并在小学时就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在黄溥看来,基督教具有普世性,不过也应当有地域性的关怀,因为如何把“基督教的普世性”与中国“本色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成为他毕生努力的一个方向。黄溥所工作的学校都是教会中学或教会大学,在工作的过程中他都致力于教会学校本土化。

黄溥相信,随着基督教会和教会学校的本土化,会有更多的中国人信奉基督教,能够培养越来越多的信徒服务社会,从而提升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促进中国社会的福利与进步。

5、被称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的晏阳初

晏阳初曾因入选“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的10大伟人”,并两度荣膺“当代全球最重要的100名人”的称号而广为人知。不过,许多人并不了解的是,这位致力于推动贫民教育的著名人士,在少年时代便成为一名基督徒,基督教信仰对他的一生都产生重大影响。

晏阳初于1890年出生于四川巴中县,父亲自办私塾,并被聘为内地会在当地建立的教会学校的中文教师,晏阳初从小就受到基督教潜移默化的影响,于1903年进入保宁府(今四川阆中县)华英学堂求学,并于次年自发领受洗礼。

中学毕业后,晏阳初进入成都华美高等学堂学习,后又从成都前往香港求学,期间曾写下“胸无块垒心常泰,腹有圣经气自雄”的句子表达他对基督教信仰的笃信。

1916年夏,晏阳初赴美就读耶鲁大学,并成为该校的基督教团体耶大唱诗班的一员,参加“学生志愿到外国传教运动”。1918年毕业后,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前往法国战场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一年后又就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后当选为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会长。1920年秋,晏阳初学成归国,立志在中国推行平民教育,希望在短期内就达到消除国内文盲的目标。

因此,从1920年冬至1922年春,晏阳初游历19个省,调查各地平民教育现状。之后,他在上海、长沙、烟台、嘉兴等地创办平民学校,开展义务扫盲运动。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北京成立,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领导平民教育的组织,由陶行知任董事会书记,晏阳初任总干事。

1926年10月,晏阳初在河北定县(今定州市)开始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突出成绩。1940年至1949年,他在重庆歇马镇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名乡村建设学院)任院长,组织开展华西乡村建设实验。

新中国成立后,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理论受到批判,后来离开祖国,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加纳、危地马拉等国成立了平民教育组织。其中,他于1967年在菲律宾创建国际乡村改造学院,成为国际乡村工作人才的培训中心。 

晏阳初所取得的成绩在国内外都非常显著。据1980年代的统计,他曾经重点尝试的定县,是当时河北省内唯一一个无文盲县。此外,1990年代后期在中国大陆部分农村推行的村官直选等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点,也无不是在重复当年的定县经验。

在国际上,晏阳初曾于1943年被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与他同时获得这一荣誉的还有爱因斯坦等人。1955年,他被《展望》杂志评为“当代世界一百位最主要人物”。此外,他还曾获得“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的称誉。

6、“中国奥运第一人”、“南开之父”张伯苓

提起张伯苓,我们马上就能想到他是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的创办者,他是中国奥利匹克运动的首倡者,他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不过,我们不应忘记的另一点是,他还是一位基督徒。

张伯苓于1876年出生于天津,1892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曾一度渴望从军报国,后于甲午之战后对此心灰意冷,遂回乡从事教育事业。1904年,张伯苓创办私立中学“敬业学堂”,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俗称“南开”)建成校舍,遂将“敬业学堂”改名为“南开中学堂”。1919年,张伯苓与严修一起,创建南开大学,并先后担任南开校长40余年。

张伯苓还是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首倡者,并以毕生的奋斗和追求传播奥林匹克精神,推动近代体育的发展。1932年,中国正式派员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奥运会,刘长春成为中国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当年,张伯苓为中国全国体育协进会编辑第十届世界运动会(奥运会)纪念册题词:“智力竞新,强国之鉴”。

张伯苓之所以如此重视体育运动,与他跟基督教青年会的密切来往有着很大关系。基督教青年会是我国体育事业的开创者,1902年在天津和上海举办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运动会,1909年在南京举办的第一次全国运动会,以及1914年在北京天坛举办第二届全国体育运动会,均由基督教青年会主办。

早在20世纪初,张伯苓就与基督教青年会有着密切的来往,并逐渐接受福音,后于1909年在天津西沽公理会教堂受洗归主。此外,他还多年担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董事、会长等职务,也因此重视体育运动,并在南开大学大力推进体育教育。

张伯苓曾坦诚,在兴办学校的过程中曾遇到种种困难,也曾抱着悲观的想法,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终究要死;后来,他经常阅读有关耶稣的事迹,并因着耶稣的为人深受感动,“靠着基督的力量没有半途中止”,并希望“用宗教的能力改造社会”。

7、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吴贻芳

吴贻芳是中国第一届女大学生、第一位大学女校长、第一个女副省长,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此外,她还曾于1979年获得密歇根大学为世界杰出女性专设的“智慧女神”奖。 

1893年,吴贻芳出生于湖北武昌这个思想进步的城市,却因着父母有着前清官吏的身份而饱受封建礼教的摧残,不得不承受缠足之苦。十几岁时家中迭起变故,至近之亲接连死亡,只剩下7岁妹妹与70岁祖母。幸而于1906年在姨父的帮助下就读教会学校,后于1916年考入金陵女子大学。

在金陵女大读书期间,吴贻芳因着家庭变故一直难以开心起来。后来,她的一位同学兼好友徐亦蓁送给她一本《圣经》,吴贻芳读了之后就爱不释手,并在徐的带领下去了礼拜堂。神的话语给了吴贻芳极大地安慰,使她渐渐从自我封闭之中走了出来。终于,在1916年夏天,她在上海怀恩堂受洗,成为基督徒。

吴贻芳是金陵女大首届毕业生,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吴贻芳出国留学,1928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回国后,吴贻芳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位大学女校长。从1928年至1952年,她执掌金女大校务达23年,将金女大掌管得有声有色,蜚声海外。当时,金陵女子大学不仅获得了英美各大名校的认可,而且持有吴贻芳签发的毕业证书的学生皆可免试入读西方名校的研究所。此外,吴贻芳培养出的999名毕业生还被誉为为“999朵玫瑰”。在她的领导下,金陵女子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代女知识分子的摇篮。

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训为“厚生”,起源于《约翰福音》10章10节:我来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吴贻芳曾解释:“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利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为丰满。”

在带领金陵女大的过程中,吴贻芳还积极参与教会事务。例如,1933年,她曾与之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一起,到美国和中西部33个城市向基督教会做宣传,鼓励他们为教会教育捐款。1938年,她作为中国基督教代表团团长出席在印度孟德拉斯的国际宣教大会,并被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会长。

1943年3月,吴贻芳组织“中国六教授团”率领众人赴美宣传抗日战争,争取美国朝野支持,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跟她有过接触交流,并深深被这位中国女性所折服,盛赞她为“智慧女神”。1945年,吴贻芳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成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1979年,她获美国密执安大学为世界杰出女性专设的“智慧女神”奖。

8、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平民教育家陶行知

提起陶行知,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他的两次改名。陶行知于1891年出生于安徽歙县,原名陶文潜,1911年就读南京金陵大学期间,出于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倾心而改名为“陶知行”。20多年后,经过中西文化熏陶和多年教育工作的实践之后,他于1934年再次改名为“陶行知”,意为“先行后知”。

陶行知的求学之路与基督教有着不能分割的关系。他于1905年进入歙县一家教会所办的崇一学堂读书,因此对基督教信仰有所了解。1908年,他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这也是一间教会学校,不过学校部分课程不向非基督徒开放,陶行知入学三天后即因此退学,所给出的理由是,这所学校的教育方式不符合《圣经》的教训。

随后,1909年,陶行知考入南京汇文学院预科班,这所学校于次年更名为金陵大学,陶行知也因此升入金陵大学文科班学习。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一所教会学校,由美以美会所创办。1914年,陶行知赴美留学,先后在伊利诺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深造。

有关陶行知的基督教信仰,我们大略能梳理出一条主线。他在崇一学堂读书期间就已对基督教信仰有初步了解;1912年,在他就读金陵大学期间,曾参加过一系列福音聚会,并留下一段自己所写的记录:“四年多来,耶稣基督与撒但在我内心中争战,要夺取我这一颗心,耶稣得到了胜利,从今以后,我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此外,1915年在美留学期间,他还曾参加由青年会主办的夏令营。

基督教信仰对陶行知的影响,还表现在他经常使用“十字架”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例如,他学成归国后的第一个双十节(中华民国的国庆节)就曾发表一篇题为“双十节”纪念的文章,并引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事情,比喻中华民国的从袁世凯手中失而复得。此外,他还曾以“朝”和“萌”两字作诗,并由此带出基督教中的十字架的含义:
朝——太阳在左,月亮在右,背着两个十字架,为自由而奋斗,快起来,先前走。
萌——太阳在左,月亮在右,背着两个十字架,大众刚才出头,侵略者,吓得抖!

《天风》2012年第8期所刊登的刘军波所写的《基督徒陶行知与平民教育》一文认为,基督教信仰极大地影响着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思想的具体实践,并认为他是以基督的爱作为办学教育的心理基础,并与同时期教育界同仁的互动,以及与教会、基督教教育机构的合作。他在那个动荡艰苦的年代,用他一生的教育志业很好地诠释了他真实热忱、注重践行的基督教信仰。

 

小结: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涌现出忠心爱主且热爱祖国的教育家,不仅仅只有以上8位;如果算上受基督教影响的教育家,就会令我们更加吃惊,我们所能列举出的,仅能用沧海一粟来形容而已。事实上,基督教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本身就让人吃惊,国外许多著名的大学都是从神学院开始;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后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创办各种各样的学校。他们当年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所积累下的经验,即使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继续研究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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