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圣所与怀爱伦工作的101题
七、怀爱伦作为一个作家(71-101题)

七、怀爱伦作为一个作家(71-101题)  

71、1980年11月23日芝加哥论坛报引用沃尔特·雷来的话说:“怀爱伦是一个剽窃者”,对这种指控有何解释?


  根据常识,剽窃是指一个作家不加声明而采用另一个作家的材料,把抄来的作为自己的欺骗行为,以及亏损原作者的名誉和他的合法经济利益的行为。

  怀爱伦写作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其他作者的著作,但没有证据表明她有欺骗的意图,也没有证据表明任何其他作者因她的活动而损失了合法的利益。从来没有什么地方的出版者或作者指控或扬言要指控怀爱伦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关于怀爱伦著作的简要声明》14页,又见尼科尔《怀达伦和她的批评者》403-467页详细讨论该问题)。


72、一百年以前是否有版权法律?怀氏夫妇和一般复临信徒是否知道这些法律?他们是否知道何为剽窃?


  版权法律在当时已经有了。怀氏夫妇和一般复临信徒都是注意这些法律的。他们也知道什么叫剽窃。乌利亚·史密斯在1864年为《评论》写了评论说:“剽窃是指‘文字上的贼’,即把别人的作品,据为已有。

  “在1864年8月23日的《世界的危机》上,我们看到一首题为‘世界危机’的诗,署名卢瑟拉·韦弗。当发现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一首诗时,我们感到十分诧异:‘勇敢的羊在山间长久徘徊,疲乏不堪。……’

  “这首诗是安妮·史密斯所写的。最早发表在1851年12月9日《评论》卷二第八期上。自我们的赞美诗初版以来,这首诗一直在内。

  “我们完全乐意让《评论》及我们任何书刊中的内容,在任何范围内传播发表。我们所要求的只是通过加以说明,而给予我们公正的待遇。”《评论和通讯》1864.9.6.120页

  根据合法权利而成为出版者的爱迪生·怀特,曾就诗歌的版权问题劝勉他弟弟韦里说:“关于版权:你认为他们对于这本圣诗只有总的版权,这是不对的。每一首原诗或原曲都是有版权的。即使我没有得到国会图书管理就这件事提出的指教,也是如此。他说总的版权包括书中的每一首,除非它们是分别出版的。我需要比格美和梅纳的词来配一首赞美诗,可是不敢用,直到后来自己写了。我劝你要十分当心别违犯版权。这个世界不久将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来反对我们,现在他们可能允许通过的事,将来可能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雅各·爱迪生·怀特1878年5月21日致W·C·怀特)

  《青年导报》主编1895年因被某些投稿者所骗而表示愤慨。他强烈抗议说:“我们原先深信不疑地把一些文章当作原作接受下来,后来很遗憾,我们发现是擅自从别人的著作中抄来的。”主编把这种行为称为抄袭或剽窃:“抄袭者自称写了一篇原作,实际上却是抄来的,也许用‘偷’字更合适。一些人认为偷一筐苹果或一块钱是大罪,却毫不犹豫地偷窍别人所写下来的思想和语句,把它们说成是自己的。这样的人需要加强道德观念。如此,他们才会认识到从一本书或一份报纸上抄一篇文章,将之作为自己的作品寄给出版社,就同偷其他东西一样是贼。”

  最后他恳劝读者:“《青年导报》的所有朋友都可以自由写下他们最美好最精辟的思想。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抄录别人的作品,但必须讲明什么是自己写的,什么不是,好吗?”《青年导报》1895年5月2日


73、怀氏夫妇既然知道版权法律,为什么怀爱伦在使用其他作者的著作时没有经常加上引号,予以说明出处呢?


  尽管有版权法律存在,但在一个世纪前,宗教界和社会上,作者们互相引用作品而不予以特别注明,这乃是司空见惯的事。乔治·考尔科特在《美利坚合众国历史》1800-1860(约翰·霍普金斯出版社1970年版)中说:“现代学者对于19世纪初历史学家的第二个主要非难,集中在抄袭问题上,就是把别人用过的词句用在自己的著作中。19世纪初的作者会因这种非难而吃惊,他们不会为自己辩护。他们只要指出,当他们发现别的作者已满意地表达了他心中的意思时,他们从来没有想要冒充原作者。

  “首先是威廉·戈登,他不加引号地用了《年度登记》上的材料。”

  “一位代表性的作者在引用了其他材料后说,他‘愿在此公开承认他经常采用其他作家的语言和材料,而不加引号。’另一位则很随便地说:他‘头五章是从马丁地名词典里绝妙的简史中引来的。’另一些人公开说:他们‘毫不犹豫’地采用以前的优秀作品。他们‘实质上是使用别人的语言。’他们利用别人的著作‘而不介绍来源。’一经发现良好的来源,他们就‘完整地采用原作者的词句。’他们‘将这些材料作为公共财产而加以采用。’”

  “19世纪初的历史学家觉得不必为自己的独创性争辩。当他要说的话已由别人更好地表达出来时,他不明白为何仍要再做一个材料。”

  “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被别人使用的时候,一般不会感到受了侵犯,而会感到高兴。这个时代显然没有学者之间的竞争。互相引用的作家们保持在最热烈的友谊之中。”(134-136页)

  在1863年,莫格兰姆·科尔宾写道:“所有解经家都大量引用先人们,尤其是圣奥古斯丁的著作。大多数人把帕特里克,史斯,惠特比的著作当作公共财富。普尔搜集了所有旧大陆作者的著作。亨利随意采用毕晓普·豪尔和其他人的材料。斯科特和本森则用亨利的作品大大充实他们自己的著作。吉尔按普尔的“纲要”一书的精神进行改写,但他常常提到他的来源。亚当·克拉克和戴维逊大大受惠于所有最好的批评家;虽然前者不经常提到他的来源,而后者则从来不提来源。但他在那本著名的“袖珍注释”的前言中,诚实地承认他不过是一个编辑者而已。”(尼科尔《怀爱伦和她的批评者》406页)

  1873年,W·F·P诺布尔出版了那别具一格的书:《圣经的先知》序言中说:“在撰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作者随意使用任何符合他宗旨的材料。他承认他受惠于那些已写过这大题目中任何方面的作者。在他面前摆着许多著名的著作,他采用其中的材料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他的工作是把许多书的材料,带到一等不易得到这些著作的读者面前。抱着这样的宗旨。其他作者的著作中可能对读经有利的材料,在篇幅许可的情况下,都予以编入了。”

  “在实行他的计划时,他认为没有必要在书中加上脚注或引号,他认为在开头时总的提到一下就够了。”

  “指责怀爱伦抄袭的科尼比尔和豪逊自己也曾不加说明和引号,使用了其他作者的材料。”(尼科尔《怀爱伦和她的批评者》424,425页)于1887年指责怀爱伦有抄袭行为的康莱特在他自己1878年的作品中也曾使用别人的材料,而没有在序言和其他任何地方加以说明。(尼科尔《怀爱伦和她的批评者》408页)

  雷蒙德·科特雷尔说,当他编写圣经注释时,他有机会把《哥林多前书》的30种注释相互对照。他惊奇地发现,这些著名的解经家中有许多“彼此抄录大量的材料而没有一次加以说明。”科特雷尔总结说:“按照十九世纪的文学道德观念,即使是最好的作者中间,对于不加声明而采用别人材料的行为也是赞成的。至少不会有严重的责难。(《历代愿望和基督生平的文学关系》6页)

  1920年评论与通讯出版社出版W·W·普莱斯科特的大学课本《基督的教义》中,虽使用引号,但在1000段引用来的段落中,有700处没有注明原作者。今日的出版者觉得难以有考虑余地的事,在1920年还是可以接受的。普莱斯科特为采用其他作者的材料而没有加以说明的事作了辩护。他在导言中说:“在注释中凡引自预言之灵的都注上书名和页数。其他引文来自许多著作,由于不作为权威,故没有予以说明出处。”《基督的教义》3页


74、当有人说怀爱伦在1888年版《善恶之争》中没有提到她所引用的作者时,她有什么反应?


  在1888年版《善恶之争》中,大部分直接引用的句子和段落都加了引号,但没有提到所引用的作者。在1910年要再版时,就有机会在几个必要的地方加上引号,并提到所引用的作者了。当时W·C·怀特写信给A·G·但以理说:“当我问母亲应如何对待来自史学家著作的引文,以及是否提到这些历史学家时,她立即明确表示,我们应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说明。”(怀特致但以理1910年6月20日;《文汇》83号B)


75、一些人指控怀爱伦在夜里和清晨写作,“因为她不想让任何别人知道她在抄别人的。”对于这种指控有何解释?


  说怀爱伦要隐瞒是不符合事实的。怀爱伦多次告知她为何这样写作。有一段代表性言论:“星期三早晨一点半后,我睡不着觉,心中有负担,夜间异象中的一些题目催迫着我,我就醒了。直到起床,把心中所牵挂的,和异象中向我所显示的写下来才得安心。星期四我一直睡到二点半,然后起来再以写作来解除心中的负担”((怀爱伦文稿)1894年74号),

  早歇早起乃是怀爱伦的习惯,尤其是在她的晚年。在她头脑清明,房子寂静,摆脱干扰的时候,她说提笔写作。

  如果真象所说的那样,怀爱伦是担心被人知道她有抄袭行为的话,为什么她引用了许多在读者的书库中可以找到的权威著作呢?奥比根、怀里、库比尔、豪森和盖基都是许多复临信徒所熟悉的。如果怀爱伦想要隐瞒她所引用的事,为什么她还劝她预期中的《保罗传略》一书的读者,也去读康比尔和豪森论述保罗的书呢?她的书于1883年6月出版。而在1883年2月22日的《时兆》上,她称赞康比尔和豪森的书对于《时兆》的读者乃是一本“很有用处的书”。在那年有2000册康比尔和豪森的书作为赠品送给《时兆》的订户。1881年也曾同样分赠了三千册盖基的书。(见《简要声明》14,15页)

  她还推荐她所大量引用过的奥比根的《宗教改革的历史》为理想的假日礼物。(《评论与通讯》1882年12月26日)

  当怀爱伦在1844年和1888年引有乌利亚·史密斯论圣所的著作时,她是在引用复临信徒十分熟悉的书。她显然并不在意读者会不会计较她的著作和其他著作的雷同。所以说怀爱伦要隐瞒她引用别人的著作,乃是没有根据的。


76、1980年12月25日芝加哥论坛报说:“卫生改革家怀爱伦说她见过上帝的异象,并坚持说她的宗教,原则是上帝所启示的。1867年她写道:‘我把这些异象写下来是靠着主的灵,正如我接受这些异象是靠主的灵一样。但是我用来叙述所见之异象的话乃是我自己的。除了天使亲口对我所说的话以外。’”该报接着引用沃尔特·雷亚的话说:“我们是选择苦口的真言,还是甜蜜的谎话。”同日,朗比奇独立新闻引用雷亚的话说:“她为何说谎呢?我不明白。”怀爱伦说,所用的话是她自己的,这话是什么意思?


  怀爱伦写过,改良的服装“应与路上的泥尘相隔一、二英寸。”“应低于长靴面部的地方。”以及“离地板约九英寸”(《教会证言》卷一原文458,461,521)。当有位读者觉得他看出这三处有矛盾时,怀爱伦解释说:

  “从衣服底部到地板的适当距离并没有英寸量给我看,我也没有在异象中得见女士们的长靴,但在异象中有三等人在我面前经过。她们服装的长度如下所述:

  “第一等人服装的长度是时髦的,增加了四肢的负担,妨碍了走路,拖在地上,沾着泥尘。这种服装的恶果,我已充分论述过了。这等人是时髦的奴隶,身体衰弱而憔悴。”

  “在我面前经过的第二等人,他们的服装在许多方面是对的。四肢负担适中,摆脱了时髦暴君所加给第一等人的重担。但趋向了短服装的极端,引起了正人君子的厌恶和反感,大大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影响。”

  “第三等人满面春风,步履轻快地在我面前经过。他们服装的长度就如我所描述过的那样,是适中、端庄,合乎健康的。它与路上和过道上的泥尘隔开,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如上下楼梯等都是如此。”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服装的长度并没有用英寸量给我看。我也没有在异象中得见女士们的长靴。在此我愿声明:虽然我把这些异象写下来是靠着主的灵,正如我接受这些异象是靠着主的灵一样。但是我用来叙述所见之异象的话乃是我自己的。除了天使亲口对我所说的话以外。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总是加上引号。当我写服装的题目时,这三等人重新映入我的脑海,就如我见异象时所看到的一样。然而我是尽自己努力用自己的话来描写合宜之服装的长度的。”(《评论与通讯》1867年10月8日260,261页)

  怀爱伦实际上是在说:“我的证言所用的话并不是由上帝所传授的,有时我只看到景象而没有得到一句话。当我写作之时必须自己选用词汇来表达。话是我自己的,而不是上帝的。”正因为上帝没有逐字逐句地传授信息,故为了尽好地表达出来起见,她感觉到需要其他作者的帮助。对她的话断章取义,歪曲原意乃是不公正的。


77、怀爱伦为什么引用其他作者的材料?

  这个问题至少有四个回答:

  ⑴ 是为了更好地把她在异象中所见所闻表达出来。她常常表示自己难以胜任把神圣的景象和上帝的旨意用人的语言写出来。她只受过三年正式的学校教育,她发现博览群书对她有很大的帮助。她在写文章和书时,随时准备采用更清楚更优美的词句。

  如果她要表达的是普通的思想,那她可以较为方便地写出来。但她在异象中所见的,乃是象主钉十字架这样的情景,故她发现自己很难找到最好的词句来表达她所体念无比深刻的含义和感受。当她发现其他基督徒作者的文字有助于表达她的感受时,她就非常高兴。

  W·C·怀特写道:“她在写作时,有时发现很难用言语把她所看见的表达出来。当她在其他作者的语言中发现能正确表达她所得启示的地方时,她往往整句整段地引用──她觉得有权利采用其他作者正确表达她所见情景的词句。”(W·C·怀特致科雷尔1904年5月13日)

  ⑵ 她引用了异象所没有向她显示的历史方面,地理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细节。

  W·C·怀特写道:“在《先祖与先知》、《使徒行述》和《善恶之争》所描述的历史事件中,主要轮廓是主向她清楚显示的,但当她动手写这些题目的时候,她还是要自己去研究圣经和历史,查出日期和地理情况,完成她细节的描写。”《信息选粹》卷三原文462页

  怀爱伦没有说自己在异象中见到地理历史资料的所有细节。她写道:“过去教会改革过程中的大事,都是历史上的事实,为一般基督教人士所公认,也是没有人能反驳的。我只将这一段历史简略地讲说一番”(《善恶之争》7页)。

  ⑶ 有时主引导她发现并采用其他作者著作中美丽的真理宝石。

  W·C·怀特和D·E·鲁宾逊曾写道:“在她早期经历中,当她苦于难以用人的言语来表达赐给她真理的启示时,主就提醒她,一切智慧和知识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并向她保证上帝必施恩和引导她。”

  “她蒙指示,在阅读宗教书藉和杂志时,她将发现用合适的语言表现出来的真理宝石。她将得到从天上来的帮助,认识这些宝石,并把它们从谬道的垃圾中分别出来。因为她有时会发现这些宝石是与错谬混杂在一起的。”(《简要声明》第6页)

  在采用别人著作中发现的宝石时,怀爱伦无疑看到自己是效法了主自己的先例。基督曾教导我们黄金律(太7:12),但是拉比希勒尔在几十年前就写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摩西五经的全部道理,其他一切都是它的注解。”主祷文中的思想甚至于一些词句可以从较早被称为Ha-Kaddish的犹太仪文祷告中找到(《SDA圣经注释》卷五原文346,356页)。

  认到基督使用这些作品,怀爱伦说:“古代所有真理的珍宝都是从基督来的。由于仇敌的工作,这些珍宝被拿开了,它们被拿离了原来的位置,而放在虚假的嵌子里。基督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珍宝重新放在真理的框架里。”

  “基督自己可以使用这些古老真理的任何部分,而丝毫不必引用其他材料。因为这些真理本是从他而来的。祂把这些真理启示在各世代人的心中。当祂到我们这世上来的时候,祂重新安置了真理,并赋予那徒具形式的真理以生命,使之更有能力,以造福于将来的世代。基督有能力把真理从垃圾中拿出来,赋予它们比原来更大的活力和能力,再将它们赐给世界”(《怀爱伦文稿》1890年25号;《历代愿望》307-308页)

  ⑷ 她采用了同工的一些教义方面的著作,因为这些信仰方面的观点是他们通过共同的研究形成的。

  怀特和罗宾逊说:“当一些小册子发行时,其中所讲论的真理解释往往代表共同研究的成果,几位作者所表达的方式是十分相近甚至相同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所表达的真理乃是共同的财富,在阐明圣经真理的时候不论在什么方面,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或受惠于他人,都被认为是合理的。一位作者讲论现代真理的许多优美词句,往往是从其他作者那里引来的。没有人说他所写的东西是他所独有的。”

  “怀姐妹所写所说的许多话被别人不加说明而引用逐渐习以为常。同样,怀姐妹在涉及解释预言和阐述信仰时,当她发现先驱者中著名作者的著作里有她想要表达的思想时,她就随意采用他们的论述和教训而没有说明出处。……我们发现她在阐述预言和教义时常使用其他作者的话,或大致接近于原句。”(《简要声明》10,19页)

  在《善恶之争》1888年和1911年版中,怀爱伦承认她不仅引用了历史学家的著作,而且也引用了“现代进行宗教改革者”的著作(《善恶之争》7页)。在这里,她显然是指乌利亚·史密斯,J·N·安德烈,怀雅各等人。


78、除了在《善恶之争》导言中之外,怀爱伦还有没有在其他地方讲到她引用别人著作的事?


  这一点我们不清楚。《善恶之争》在五部丛书中是第一部出版的,这是唯一由她自己写导言的书。也许怀爱伦认为《善恶之争》导言可以作为整个五部丛书的导言。

  怀爱伦似乎没有认为复述对于一个作者来说是不正常的行为,而需要加以说明。W·C·怀特讲到她“使用其他作者著作的部分句子来充实她著作某一部分的习惯。”他说这种“习惯”到约1885年时一直无人责难,即使在1885年“当批评者指着她写作的这种情况作为怀疑主赐她写作恩赐的理由时,她基本上不予理会。”《信息选粹》卷三460页

  W·C·怀特曾表示同意他兄弟的意见,即:采用复述的方法是妥当的,因为可以不用加引号和说明出处。他劝爱迪生说:“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爱迪生作)一书,我们对于你在华盛顿弟兄的建议所写的话,以及你想要书中多处引用母亲和我们其他信仰书藉的段落进行重写的愿望,深感兴趣。我相信D·鲁宾逊有这方面的恩赐,能把母亲及其他著作中所发挥的真理复述出来,以致无须直接引用。”(W·C·怀特1913年3月19日致J·E·怀特)


79、1980年10月22日的《洛杉矶时报》说,福特对安息日会查案审判信仰的批评是由于怀爱伦论到天上查案审判的三章抄袭了复临派同道乌利亚·史密斯和J·N·安德烈较早的著作。《洛杉矶时报》的文章接着引用了福特的话说:“是雷亚最先告诉我这种雷同的。她不仅逐句抄袭成仿写,而且她的来源也包括着她所多次提到的错误。”怀爱伦关于圣所和审判的著作与乌利亚·史密斯的究竟有多少相同?


  在《善恶之争》原文409页第一段中,怀爱伦共使用了乌利亚·史密斯书中六页材料之片断,请注意下面的对照。这些对照引自德尔默·约翰逊的研究论文“怀爱伦1911年版《善恶之争》23章与乌利亚史密斯1877年第二版《圣所与但8:14的2300日》之比较”为了评价这些类似情况的意义,读者可以参阅77题中的4点。(对照略)

  约翰逊就怀爱伦采用史密斯语言的问题,作出以下结论:“这样推测看来是合理的:在怀爱伦于1858年提出圣所问题到她动笔写《预言之灵》卷四这段时间里,她得到了一册乌利亚·史密斯1877年版的《圣所与但8:14的2300日》一书,并读了该书。也许她发现史密斯的著作‘有力地表达了某一点意思。’史密斯提供了一些历史细节,并对地上圣所的内层作了适当的描述。当怀爱伦于1884年坐下来写作时,她一定记得这些内容,于是她就借助于《圣所与但8:14的2300日》一书来阐述她1858年说她在异象中所看见的题目。当她写这一章时,她还使用她的圣经,也许还使用一本索引。在1888年的《善恶之争》中,她仍使用了《预言之灵》卷四的材料,往往逐字大段地抄录。”

  “看来怀爱伦是读史密斯书中的一、二章,然后再写几段这个题目。在她写作时,她可能回过来看看特别有帮助的部分。虽然如此,也不足以证明她是在抄《圣所与但8:14的2300日》一书。她在阅读与写作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是经过思考的。有时她用一句话来概括一页的内容,在一些地方,她用一句话来归纳整章的内容。在另一些地方,如她描述地上圣所的内层和地上赎罪日的崇祀时,她在文字上就比较接近于史密斯的。”(德尔默·约翰逊的比较论文54-55页)


80、怀爱伦利用史密斯著作的方式是不是她使用其他作品时所用的典型方式?有没有更接近于逐字或逐句抄录的例子?


  怀爱伦利用史密斯著作的方式是他利用其他著作的典型方式。然而也有些地方她是很接近于直接抄录的。(举例从略)


81、1980年11月23日《芝加哥论坛报》引用雷亚的话说:“她的著作几乎都是抄袭的。”1981年1月19日出版的《新闻周刊》杂志说:“雷亚提出了抄袭的指控,他估计怀夫人著作中约80%是从较早的别人著作中抄来的。他说:‘不是这儿一句那儿一句地抄,她的习惯是从头到尾都抄。’”(72页)有什么办法知道在怀爱伦的著作中有多少是引用来的材料?


  现有的证据不足以支持雷亚的主张。事实上,要在怀爱伦的著作中,或圣经作者的著作中逐字逐句找出准确的来源是不可能的。

  应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的要求,沃尔特·施佩希特和雷蒙德·科特雷尔化了几个月时间把汉纳的《基督生平》和《历代愿望》进行对照。科特雷尔对照前半部分,施佩希特对照后半部分。施佩希特在他85页的报告中指出,要通过学习这种研究得出明确的结论是困难的。在回答“怀爱伦是否抄袭汉纳”的问题时,施佩希特说:“为了回答这种问题首先必须解释一下‘抄袭’是什么意思。如果说成抄袭是逐字逐句抄汉纳的《基督生平》,我们的回答是:‘没有。’我们在《历代愿望》原文419-835页中没有发现一句句子与汉纳的《基督生平》是字字相同的。但问题比这复杂得多了。”

  “怎样断定是抄袭呢?在新约的文字研究中,学者所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就是解决前三福音书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头三福音书之间的文字关系。这是解释为什么在他们之间有许多地方用词相同,而同时又存在显著差异的问题。”

  “阿尔弗里特·佩里为鉴定抄袭所立的若干准则对于研究前三福音书是有帮助的。”

  “抄袭现成来源的两条准则是相似性和顺序连贯性。这儿的证据不是取决于偶然的巧合,而是以下几方面相当固定的相似:

  ⑴ 内容的相似:叙述同样的事情。

  ⑵ 顺序的相似:以同样的顺序叙事。

  ⑶ 句子和语序的相似:以同样的语句叙事。

  ⑷ 在用词上大量相同:(50% - 60%)

  ⑸ 在非常用词汇和生僻词句方面的相似。(《福音书的形成,解经家之圣经》卷七62页)

  “但是要把这些准则用于现在的问题,还必须考虑到一些因素。例如第一条‘内容的相似:叙述同样的事情。’就不能使人判别得很清楚。既然如此怀爱伦和汉纳的著作都是根据福音书的记载,他们叙述相同的事情就不能证明他们是彼此抄袭的。第二点也一样,‘顺序的相似,以同样的顺序叙事。’他们完全有可能以同样的顺序叙事。

  “但其他准则就比较实用了。一个人若检查一下怀爱伦是否与汉纳采用同样的句子和语序,他就马上会说,这是很偶然的事。汉纳喜欢用长而复杂的句子,而怀爱伦所用的句子则短多了。目的在于使文章清楚简明。

  “第四条准则‘在用词上大量相同’也是有用的。怀爱伦和汉纳之间在用词上,并没有达到佩里所算之为抄袭的50%至60%的相同。

  “第五条准则也是有用的。除了两位作者都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钦定本中冷僻词汇的情况之外。显然我们所承担的任务是复杂而困难的。”(《<历代愿望>和<基督生平>的文字关系》第二部分1-3页)

  论到汉纳和《历代愿望》的相似问题,施佩希特说:“怀爱伦在写作时把《基督生平》放在面前,这种说法是可疑的。然而在她寻找适当的词汇来表达她的思想时,也可能回想起她曾仔细阅读过的汉纳书中的用词。……两位作者在文章之间的相似只是观点方面的,而不是文字方面的”(《<历代愿望>和<基督生平>的文字关系》第二部分19-20页)。

  斯佩希特还注意到汉纳与《历代愿望》的不同之处。他说:“ 汉纳著作中的一些论述,显然是怀爱伦所认为不正确的。无论如何,《历代愿望》的一些论点是与汉纳所写的截然不同的。” 同上49页

  斯佩希特注意到怀爱伦与汉纳最大的区别是:她始终强调基督与撒但之间的大斗争。《历代愿望》的中心论题就把耶稣基督──他的生活,他的传道工作,他的受死,他的复活──解释为善恶斗争的组成部分。同上83页

  科特雷尔是与斯佩希特分开工作的,但他得出同样的结论。他说怀爱伦“独特的贡献”就是“根据其在善恶长期斗争中,以及救恩计划实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来解释基督在地上的生活。同上30页


82、W·W·普莱斯大林科特1915年1月6日的信,实质上是指责W·C·怀特隐瞒有关怀爱伦写作情况的重要资料。W·C·怀特是什么人?他有没有想欺骗众人?


  怀爱伦曾写道:“在我丈夫死后,我蒙指示,主已任命W·C·怀特担任处理我著作的特殊工作。主应许把他的灵和恩典赐给他,使他有智慧和敏锐的判断力。这样,他就能成为聪明的顾问。主预先看到我的儿子不会草率从事,而会对自己的行动深思熟虑。他不会把上帝的真理转变为得利的谎言。(《怀爱伦信函》1906年328号)

  从怀特1913年写给全球总会会长但以理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为人的正直。论到几封他有疑问的怀爱伦信件,他写道:“我觉得处理它们唯一正当而令人满意的方法就是说实话。让我们的弟兄在上帝的帮助下对待这些难题。去掉一些使我们为难的文稿,说它们是伪造的。这样做要方便多了。但是除了实事求是之外,我不知道还有别的方法符合上帝的律法。”(W·C·怀特1913年12月31日致A·G·但以理)


83、如何解释W·W·普莱斯科特1915年1月6日致W·C·怀特的信?


  现抄录普莱斯科特信件的有关段落:“我觉得我们这些明知我们的权威著作中有严重错误,却又不作出特别的努力去纠正的人负有重大的责任。信徒和一般传道人相信我们把可靠的道理供给他们。他们也用我们的书作为讲道中的最高权威,而我们却让他们年复一年地倡导我们明知为错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觉得我们违背了我们的托付,欺骗了传道人和信徒。我认为防止忠实的信徒可能受到的打击,要比纠正错误远为麻烦。”

  “你在信中表示你要帮助我,恐怕已太晚了。过去六至八年的经验,尤其是我与你所论到的那些事,已在各方面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已经受了一些严重的打击。在把一生最好的光阴献给这个运动之后,我已经有点心安理得了。我不得不下结论说:我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安静地做我凭良心所能做的事。让其他人在没有我的情况与继续工作吧。虽然这远远谈不上是我一生工作的快乐结局,但看来是我所能作的最好选择了。”

  “我们已讨论过你母亲的写作方法,教友中仍然有人对此抱着错误的看法。造成很大麻烦,使我深感不安。我觉得在对待她一些书的问题上,有一种与欺骗相似的行为,即使不是故意的。我们没有作出特别的努力来纠正教友对她著作所抱的错误观念。然而讨论这些问题没有用处。多年来我一直对你谈到这些事,但情况并没有改变。我认为我们正在步向迟早会发生的危机。一种强烈的不满情绪已经出现。”(《怀著托管委员会文汇》198号)

  普莱斯科特在信中提到三件事:

  ⑴ 在过去六至八年他个人所受到的打击。

  ⑵“在我们的权威著作中,有严重错误。”(他没有提到书名,他主要是指乌利亚·史密斯的《论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以及《善恶之争》)

  ⑶“没有作出特别的努力”去纠正错误的看法。

  普莱斯科特所指的严重错误是什么呢?他没有细讲。但在他1910年1月26日给W·C·怀特的信中,提到他在几个算法上不同意怀爱伦《善恶之争》的阐述。他方张1260年是从533年至1793年,而怀爱伦说是538年到1798年。他主张2300年是从公元前457年春天开始,而怀爱伦说是在秋天开始。他说耶稣被钉是在公元30年,而怀爱伦说是在公元31年。他不同意她对1840年8月11日的解释,以及对 来9:1“也”字的解释。(见钦定本,中文本无此字)

  普莱斯科特因“信徒和一般传道人”用“我们的书在讲道中作为最高权威”而深感不安;这样做,就“年复一年地倡导我们明知为不对的东西”。他似乎想W·C·怀特告诉信徒和传道人不要再用《善恶之争》作为最高的权威。不仅在历史方面,而且在某些圣经预言的解释方面。

  W·C·怀特不能满足普莱斯科特的要求。他能够,也确曾允许对《善恶之争》中的一些历史细节提出疑问。但他不能,而且也没有放弃他母亲在信仰方面的解释,以及预言解释中基本日期的结论。

  普莱斯科特不是唯一性格固执的传道人。其他一些个性很强的人也有自己的观点,他们趋向另一种立场。普莱斯科特希望W·C·怀特放弃得很多,而哈斯克尔,拉夫巴勒和利昂·史密斯提倡所谓逐字启示的教义。作为折衷,W·C·怀特劝哈斯克尔:“关于母亲的著作,她从来没有想要我们的弟兄把它们作为历史方面的权威。当初写《善恶之争》时,她常常只对她所看见的情景作部分的描述。当戴维斯姐妹询问有关的时间和地点时,母亲就要她去看史密斯长老和历史学家的记载。母亲当初在写《善恶之争》时,从来没有想到读者会拿这本书作为历史日期方面的权威,或用它来解决有关历史细节的争论。她现在还是认为不应这样使用这本书。”

  “哈斯克尔弟兄,我觉得,我们对母亲著作的提法若超过她自己的提法,超过父亲,安德烈,瓦格纳和史密斯的提法,就有损害这些著作的危险。如果我们提出母亲所从未讲过的逐字启示的主张,就会出差错,因为她不希望这样使用她的著作。”(怀特致哈斯克尔1912.10.31。在这封信的最后一页上,怀爱伦亲笔写上“我同意信中的意见”)

  多年后,弗鲁姆问怀特,他的母亲是否批评过“拉夫巴勒,哈斯克尔和其他一些人所持的极端立场。”他说:“怀特弟兄,你当然知道,我是很尊重这些弟兄的。我完全看到他们在上帝圣工中所起的作用。但我也感觉到他们在一些问题上采取了不适当的立场。以致给这个运动带来了很大的混乱。在一些情况下,令人嘲笑整个预言的恩赐。”(弗鲁姆1932年2月28日致怀特)

  拉夫巴勒和哈斯克尔持一种立场,而普莱斯科特采取另一种立场。W·C·怀特则试图保持折衷,这在普莱斯科特看来是完全不满意的。普莱斯科特在1919年对经会议上的言论表明这问题仍是他非常关心的。

  在开始讨论预言恩赐的问题时,他问:“我们怎样使用预言之灵的著作呢?把它作为解决历史问题的权威吗?”次日他又问道:“本来弟兄的看法是不是这样:即《善恶之争》关于1260年是从538年开始到1798年结束的论点已完满地解决了问题?”(1919年圣经会议记录)

  普莱斯科特指责怀著托管委员会没有拿出能够解释这些问题的材料来。当卡姆登·莱西建议:“出版一本小册子,清楚简明,直截了当地阐明我们所了解的事实,这样做不是很好吗?”普莱斯科特响应说:“据我所知,已有人强烈要她的办公室发表这样的声明,但他们不愿这样做。”(同上)(在怀爱伦去世后,W·C·怀特在托管委员会中单独进行实际工作达多年之久。即使他有这样的愿望也不大可能满足普莱斯科特的要求,他可能没有象普莱斯科特看得那么严重。)

  普莱斯科特希望有一个文件来说明怀爱伦蒙圣灵启示的真实情况,尤其是关于她使用历史资料的情况。他由于不赞成逐字启示的教义而感到孤独,不受信任,成为猜疑的对象。他问道:“在任何教派中,如果两位弟兄对圣经的启示意见不一致。一位主张逐字启示,另一位反对,你能解释为何不会引起混乱吗?我们所面临的形势就是这样。但如果两位弟兄对预言之灵抱不同的态度,一位主张逐字启示,另一位不同意。那位不同意逐字启示的人就受到了不信任。”(1919年圣经会议记录)

  谁来写普莱斯科特所要求的书呢?没有直接证据表明A·G·但以理的写作与1919年的圣经会议有关系。然而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他毕竟被推选从事这项非常敏感的任务。1930年,弗鲁姆写信给W·C·怀特说:“我十分高兴,因但以理长老不久将写一本关于预言之灵的书。如果有什么书是为现代所需要,有利于教会的团结,止息反对的声音,把这有福的恩赐放在正当位置上的话,那么这本书是比较接近于这个宗旨的。有些人主张怀姐妹所有的著作都是逐字启示的。另一些人,则趋于另一极端。那些个性强烈的人抱有如此悬殊的看法。我们需要有一份理由充分有为,以圣经为根据的论述,这份论述要符合事实,符合历史,符合余民教会中与这恩赐有最密切关系的人所怀的看法。求上帝大赐福于但以理的写作。”

  “怀特弟兄:我深信如果我们不对预言之灵的地位、权威、性质,及其对这个运动的关系有合乎事实、历史以及圣经的清楚认识。我们就会遇到威胁这个运动的最大危机之一。不幸的是我们有一班心地狭窄的人。他们相信怀姐妹所有的著作都是逐字启示的,而不是思想上的启示。他们提出她所从来没有讲过的主张。以致我担心其中一些人一旦遇到不按他们观点表达的事,他们就会把一切东西都推出去,象过去一些人所做的那样。当然在另一方面,也有些人趋向另一极端。但以理弟兄的著作无疑会引起一些人的攻击,但我认为那迟早是不可避免的。愿上帝引导我们经过这种混乱而得到一种清晰,全面,合乎圣经的认识。” (弗鲁姆1930年9月28日致怀特)

  当但以理从《常在的预言恩赐》一书于1976年出版时,表明这是一本有关历史而不是有关神学的著作。普莱斯科特所关心的事仍未得到解决。但以理本来想再写一些材料,但不幸因患癌症而中止了工作。

  普莱斯科特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一些怀爱伦著作的写作情况。他在周游世界的时候,在澳大利亚住了几个月,有机会直接看到怀爱伦秘书们的工作。他显然想让信徒们知道怀爱伦的文章、书信等编辑成书的过程。关于这一点请见92题。


84、安息日会有没有正式同意过“逐字启示”的观点?


  没有。事实上,1883年全球大会所正式同意的乃是“思想启示”而不是“逐字启示”的观点。在决定更正前四卷证言中语法上的毛病时,代表们采取以下行动:

  “我们相信上帝赐给他仆人的亮光是通过心灵的启发来传达思想的,而不是(除少数例外)逐字启示所要表达的观点。”

  “兹决定:在这几卷证言再版的时候,作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尽可能纠正上述的毛病。”

  “本大会决定任命一个五人委员会负责这几卷证言的再版。”(《评论与通讯》1883年11月27日741页)

  委员会由W·C·怀特;乌利亚·史密斯;J·H·瓦格纳;S·N·哈斯克尔和G·I·巴特尔组成。具体工作由怀爱伦的文字助手马利安·戴维斯和W·C·怀特的妻子玛丽·凱尔西·怀特负责。(见W·C·怀特1932年2月18日致L·E·弗鲁姆)


85、怀爱伦的“文字助手”是谁?


  怀爱伦曾蒙指示,谁可以信任,谁不值得信任。在多年中在帮助把怀爱伦的著作出版的人中有怀雅各,玛丽·凱尔西·怀特,露辛达·艾比霍尔,阿德利亚·帕顿范·霍恩,安娜·德里斯科尔·拉夫巴勒,阿迪·豪·科格谢尔,安妮·霍尔·罗依斯,埃玛·斯特奇斯·普莱斯科特,玛丽·克拉夫·沃森,J·I·英格斯夫人,B·L·惠特尼夫人,埃莉扎·伯纳姆,范尼·博尔顿,马利安·戴维斯,C·C·克赖斯勒,明尼·霍金斯·克赖斯勒,麦吉·黑尔,萨拉·佩克和D·E·罗宾逊。

  怀爱伦最著名的助手要算是马利安·戴维斯了,她从1879年至1904年一直为她工作。她帮助怀爱伦出版了《预言之灵》卷四,《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史略》,《善恶之争》,《先祖与先知》,《拾级就主》,《历代愿望》,《基督比喻实训》,《教育论》,《医疗布道论》等。克赖斯勒和其他几位女助手帮助怀爱伦为《使徒行述》,《基督教育之研究》,《传道良助》,《先知和君王》选择和整理材料。(见《信息选粹》卷一50页,《信息选粹》卷三433-461页)


86、怀爱伦文字助手在编辑和修改怀爱伦文稿的工作中有多大自由?


  怀爱伦写作时在语法、拼写、标点和句子段落结构上有时并不完善。她坦率地承认自己缺乏这方面的技能。1873年她叹息道:“我不是一个学者,我不能将自己的著作整理出版。我不是一个语法家。”(《信息选粹》卷三90页)她觉得需要别人帮助把她的文稿整理出版。W·C·怀特讲到他母亲为助手所定的工作范围时说:“母亲的助手受托纠正语法上的错误,删除不必要的重复话,以最好的顺序安排句子和段落。”

  “母亲有经验的助手,象戴维斯,伯纳姆,博尔顿,佩克,黑尔姐妹,她们十分熟悉她的著作,有权从一份文稿中取出一句,一段或一部分,编入另一份文稿中,在那里同样的观点表达得没有这么清楚。但没有一个助手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加在她的文稿中。”(W·C·怀特1900年5月7日致Jrwin,参94题)


87、有没有助手把他们自己与怀爱伦教训相违的思想编入她的著作?


  D·E·罗宾逊说没有,以下是他的证词:“有人说,怀夫人的助手要对许多观点负责,至少对她著作中美丽的文体负责。由于听到这些话的人不能亲自出马了解真相,我感到有责任见证我在这方面所了解的情况。”

  “在后来的年间,我负责接收成百页待编辑的文稿,也帮助其他助手为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和一些后期的著作准备稿件。我凭良心见证,我从来不敢加入任何我自己的观点,除了小心追随作者的思想之外,决无越轨之举。我对同工工作的观察,以及我对他们正直的信任,使我不相信他们任何人会更改她的著作。他们的只是作了文法上的改动,或是为了修辞上的效果,为了更清楚地表达思想,以及语势上的原因作了一些调整。”(罗宾逊《怀爱伦著作是怎样编成的》1-3页,怀著托管委员会文汇1079号)


88、请举出怀爱伦文稿经文字助手修改前后的例子。


  下面是《怀爱伦文稿》1896年30A号第一页。第一张是怀爱伦自己的手书,第二张是打字副本,上面有文字上的修改。我们还刊出了这份手稿中现发表在《一同在天上》的两段。

  我们还影印了《怀氏书简》1874年2号原稿手书的第一页,以及发表后的文本。

  可以看出1896年的稿子有很大的改动,而1874年的则不大需要。

  这是怀爱伦工作的典型情况。一些手稿需要助手们较大的修改,另一些则不必。W·C·怀特解释这种差别说:“有时母亲心灵安静自在,因而表达思想的语言不仅清楚有力,而且优美准确。有时她感到疲倦,心中烦累,或遇到难写的题目,于是就写出了重复和不合语法的句子来。”(怀特1900年5月7日致Jrwin)

  在澳大利亚帮助了怀爱伦多年的范尼·博尔顿和W·C·怀特的看法是一致的。她说:“许多时候她的手稿无须改动,有时需要小改动,有时则需要较大的的修改。”(怀著托管委员会文汇445号)(下略)


89、怀爱伦或她的助手在编辑过程中有没有错误?


  有的。例如把《证言》卷六59页上的引号放错了位置。该页手稿已经遗失。但我们保存着当时的打字副本。其中除了引用圣经之外都没有加引号。

  这份材料1899年在《评论与通讯》上发表时没有使用引号。第一次用引号是它部分收入1900年出版的《证言》卷六中时。引用基督的话应在第二段当中结束。基督几乎不可能说我们所划了线的那些话。


90、怀爱伦有没有把她的文稿交给弟兄们作信仰方面的更正?


  没有,怀爱伦多次征求弟兄们的意见,并不是关于她著作的内容,而是有关她表达方式的效果,以及材料的用法。她写信给W·H·小约翰说:“我已仔细检查了我所有出版的著作。我希望在发行过程中不会发现有什么地方是未经仔细检查的。当然我不想要那些没有基督徒经验,又没有欣赏文字价值能力的人作判官,来判断那些对于信徒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东西,就是除去了糠秕的粮食。我已把《先祖与先知》和《预言之灵》卷四的所有文稿,都交给编委会审查指正。我也把这些文稿交给一些传道人审查。批评的意见越多,对工作就越有利。”《怀氏书简》1894年49号

  1910年《善恶之争》要进行再版时,怀爱伦就通知我们说:“我想要仔细审查一下全部内容,看看其中所包括的真理是否已以最好的方式表达出来,使与我们信仰不一致的人信服主已引导和支持我写这本书。”(《怀氏书简》1911年56号)

  这些话传给了好些人,其中包括W·W·普莱斯科特。作为答复,普莱斯科特于1910年4月写信给怀爱伦,提出105条他认为需要对该书进行修改的建议。大约一半建议被采纳了。这些建议主要是要求加注和附注或更准确的表达。有一些涉及史实。怀爱伦没有接受普莱斯科特关于要求改变信仰立场的建议。


91、《历代愿望》基本资料的来源是什么?是圣经还是其他十九世纪的作品,或者是主借着异象赐给她的?


  怀爱伦说,是主赐给她书中的亮光。她在提到《善恶之争》《历代愿望》和《先祖与先知》以后说:“在我的书中所阐述的真理是以‘耶和华如此说’为根据的。圣灵把这些真理启示在我心中,就象上帝用手指把律法写在石版上那样无法磨灭。……”

  “上帝喜欢看到每一个家庭中有《历代愿望》。在这本书里,包含着他光照他圣言的亮光。”《文字布道指南》126页

  她在1858年得见基督与撒但之间大斗争的异象时,曾多次看到基督生平中的许多情景。请注意她说:“然后我看见耶稣在园子里。……我看见罗马兵丁……我看见门徒悲伤地凝视着天空”(《属灵的恩赐》卷一46,64,68,79页)。

  几年后她写道:“改革家们的遭遇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脑海里,观点上细微的不同,就会造成狂怒的激情。耶稣被卖,受审,被钉的情形也是这样,所有一切都曾一幕一幕地向我显示。”《信息选粹》卷三121页

  主曾将有关基督生平大事的许多异象赐给怀爱伦,这些异象所提供的资料和圣经的记载一样是为《历代愿望》的写作来源。

  怀爱伦其他著作的情况也是这样。W·C·怀特说:“她著作所构筑真理大殿的骨架,是主在异象中向她清楚显示的。”有些情况是主“多次向她提供细节的。……主要轮廓是主向她清楚显示的。”他说:“基督生平中所发生的大事是在生动的异象中向她显示的,就象《善恶之争》的其他部分一样。”她看见了“栩栩如生的景象,听见了谈话和争战的声音。”《信息选粹》卷三462,459页

  W·C·怀特的说法与怀爱伦《善恶之争》导言中的讲法是一致的。她写道:“作者曾蒙圣灵的光照,得以看到善与恶之间长期斗争的种种情景。并多次蒙主准许,得以目睹生命之君,我们救恩的创始者基督,与那邪恶之君,罪恶的创始者……之间历代的大战争。……上帝的灵既将圣经中的伟大真理向我指明,并将过去和未来的种种景象显给我看,就吩咐我将启示我的事告诉众人。……”(《善恶之争》导言6页)

  怀爱伦在圣灵的引导下向其他作者引来的材料,对她的写作确有很大帮助。但这些与她从上帝启示所得的指示相比,毕竟是次要的。


92、马利安·戴维斯在写作《历代愿望》中起什么作用?


  马利安·戴维斯在写作《历代愿望》过程中所起的不止是怀爱伦一般抄写员的作用。她还把怀爱伦所写的有关材料搜集起来,组织成章。怀爱伦在给全球总会会长欧文的一封信中,曾讲到马利安的工作与范妮·博尔顿工作的不同:“我的抄写员你是了解的。他们并不改变我的语言,而是将这些话保持原状。但马利安的工作就完全不同了,她是我的编辑者;范妮从来不是我的编辑者。”

  “我的书是怎样完成的呢?马利安从不强调自己的主张。她是这样工作的:她把我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搜集起来,贴在空白本子上。她还保存着一本我所写的全部书信。在为一本书准备一章时,马利安就想起了我在那一方面所写的某些材料,可能把观点表达得更加有力,于是她就去找这份材料。找到后,当她看到这材料会使这一章意义更加清楚,她就添了进去。”

  “这些书不是马利安的作品,而是我自己的,是从我所有的作品中搜集出来的。马利安收集材料的范围很大,她善于安排材料的才能对我是很可贵的。这使我省得考虑了许多我没有功夫去考虑的事情”(《怀爱伦信函》1900年61号A ;《信息选粹》卷三91页)。

  怀爱伦也曾以相似的口气写信给凯洛格博士说:“马利安尽量收集我写给别人的每一封信,以便寻找可以用在基督生平中的句子。她从一切可能的来源中,搜集一切与基督对他的门徒的教训有关的材料”(《怀爱伦信函》1895年41号;《信息选粹》卷三117页)。

  马利安也提到过一些特别有助于向有关基督生平的书提供材料的书信。她写给怀爱伦说:“我一直在使用从近期的书信,证言等中搜集来的材料。我已找到一些最有价值的材料,有些在给科利斯长老的信中。这些材料对于我来说就象一个宝库。在这些对个人的证言中,有一些发自深情,感动人心的句子。我觉得这样收集来的材料给这本书所带来的效能和好处是其他办法所无法实现的。”(1895年11月25日)

  马利安辛勤地从事这本书总计划的制订。各章材料的安排,各章年代顺序的决定和各章题目的选定,以及在准备出版期间与奥克兰的太平洋出版社进行通讯联系等等。

  1897年,当书快要完成时,马利安暂时把它放在一边。用批评的新眼光对它进行观察。她和怀爱伦都认为还要进行编辑方面的修改。论到这些改动,她向W·C·怀特解释说:“我在给琼斯弟兄和你的信中都没有讲清楚我正在对文稿进行的修改,以及为什么这样做。首先,我着手给各章有更好的开头。这种努力是否成功,还是让审阅我寄给琼斯弟兄之稿件的人来说吧。”

  “原稿各章太多用‘耶稣走到这里’‘耶稣走到那里’的句子开头,以致这本书看起来几乎象一本日记。这方面已得到纠正。我还设法使每章和每段都用短句开头,尽量简化句子,删去不必要的词句,使文章更加简洁生动。”

  “在一些篇章中,我补充了新的材料,必大大有助于本书的宗旨。假如你自己要为过去几周对这本书所作的改动付我一千元的话,我是不要的。我从来没有象开始修改工作后那样认识到简洁的力量。”(1887年4月11日)

  就是在文稿送到奥克兰,开始进行排版之后,马利安仍然补充了新的材料。她写信给怀爱伦说:“我还从有关基督早期生活的文稿中找出宝贵的材料。我已通过温哥华邮班把数页新材料寄往加利福尼亚州,下次将为该书的下半部分再寄一些去。在有关基督传道工作的新稿中,有两篇我要雅各弟兄在教堂中宣读。上安息天他读了一篇,是讲到救主谢绝给穷人吃的食物。这些材料是十分珍贵的。我希望将之编入书中还不太晚。做这一项工作是很愉快的。”(1898年3月1日)

  从怀爱伦几年前写给媳妇的信中,可以看出她对马利安的完全信任。她写道:“玛丽,威尔每天忙于开会,为在上帝事业中作出更好更有效的工作而进行安排和筹划。我们只在餐桌上看到他。”

  “马利安要为一些小事到他那里去,这些小事是她自己可以解决的。她过于小心而又匆促,威尔已十分疲乏了,应尽可能闭目休息。我已同她谈过一次了,告诉她应自己解决她一直带给威尔去解决的许多问题。”

  “她所考虑的是一些细节问题,而威尔则已被各种难题弄得头昏脑胀,无法应付这些细节问题。这些属于她自己工作范围内的问题,应尽少带来,不要弄到他那里让他操心。有时我想象她会把我们俩都累垮了。因为她不必要地把她完全能处理好的事带到我们面前。一个词的每一小改动都要我们过目。我几乎厌倦于这种事了。”(《怀爱伦信函》1889年64号A;《信息选粹》卷三92-93页)

  马利安在用词上不论作何改动,事实上都得到怀爱伦的同意。(见94题)

  马利安把自己对《历代愿望》的贡献,严格地看作一个编辑的作用。当琼斯催促快点完稿时,她写信给W·C·怀特说:“怀姐妹一直为需要马上付稿而感到烦恼。我希望能解除她的忧虑,因为这种忧虑已妨碍了她的写作和我的工作。……怀姐妹是还想要写的,我毫不怀疑她会写出许多宝贵的材料。我希望能把这些材料编进书里。然而即使是最能干的编辑,在稿件写出来之前,也是无法进行工作的。”(1897年8月7日)

  1904年,在马利安逝世前的四周,怀爱伦追溯了她与马利安之间多年来的良好工作关系。她在“致马利安·戴维斯”一文中写道:“马利安,我的助手,她在工作中忠心耿耿,就如指南针对于南北极一样。现在她快要去世了。……我的心深深惦念着这位为我服务了25年,而行将去世的女子。我们在工作中一向并肩合作,完全和谐。当她把登在书刊中的宝贵材料收集起来拿到我面前时,她总是说:‘ 这里还缺一点,我自己无法补充。’我看过后,很快就写出草稿。”

  “我们一起工作,始终是完全和谐的。她快要去世了。她一贯忠诚于圣工,勤勤恳恳,专心致志地工作。我们一心一意要使每一段文章都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显示出它自己的价值。”(《怀爱伦文稿》1904年95号;详见《信息选粹》卷三115-120页)


93、许多人把《历代愿望》看作是仅次于圣经的最喜爱的书。为什么这本书的语言特别优美?

  这个问题分五个方面来回答:

  ⑴ 这是怀爱伦最喜爱的题目。她说:“你知道,我在讲台上,在私下,用笔写,用口述的中心题目就是基督的生平。”(《信息选粹》卷三118页)她写过大量有关基督生平各个方面的文稿,这就给马利安提供取材的丰富库藏。马利安只选用了其中最好的材料。

  ⑵ 当怀爱伦默想基督生平的时候,心中深深受感动,她把这种深刻的感受写进她的著作。她说:“在描写基督生平的时候,我自己深受感动。我仿佛忘记了呼吸。当我默想基督在世上所受的苦时,我几乎不能忍受所产生的强烈感情。”(《信息选粹》卷三118,119页)

  ⑶ 怀爱伦从别人著作中采集来的一些珍宝也放进了这本书中。如下面这段优美的词句就是来自汉纳的《基督生平》754页。怀爱伦将这段话改写后放在《历代愿望》80章785页(引用圣·格列高利):“诸天认识他,曾降下一颗星和一队天使歌唱他的降生。海也认识他,曾化为平地让他行走;地认识他,曾因他的死颤抖;太阳也认识他,曾遮住它的光线;盘石也认识他,曾裂成粉碎。地层也认识他,交出它怀中的死人;虽然感官的自然物都认识他为他们的主。不信之犹太人的心却不认识他为神,他们的心比石头更刚硬,没有因悔改而破碎。”

  ⑷ 马利安·戴维斯的卓越才能使她能胜任《历代愿望》的编辑工作。她是一个灵性美好的人。对美的事物有着自然的欣赏力。论到她,D·E·罗宾逊说道:“她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妇女。她殷勤研究圣经,虔诚献身,灵性美好,非常诚实。她虽然身体衰弱,却仍赋有惊人的智力。她非常喜爱和欣赏美丽的事物,不论其在大自然中,还是在艺术品或文学作品之中。”(《怀爱伦的书是怎样编辑出版的?》4页;怀著托管委员会文汇197号g)

  ⑸ 马利安全神贯注地从事这本书的编辑,整整工作了六年(1892-1888)。她的书信表明她化费了不少的心血,她曾写信难W·C·怀特说:“当我想到将有成千上万的人读这本书时,我就想尽可能少让人的缺点来污损这本书神圣的美。”(马利安1897年4月11日致怀特)

  就是在全书的稿子似乎已最后完成时,怀爱伦还在补充材料,马利安仍然在进行加工。……这一切都是为了提高这本书的文学价值。(见奥尔逊和格雷比尔《历代愿望是怎样写成的?》35-37页)


94、如何确定马利安·戴维斯和怀爱伦其他文字助手真正代表了怀爱伦的意愿?


  在编写各书各章的时候,怀爱伦是经常过问的,书写好之后,由她予以最后的批准。

  她在75岁时,向她非安息日会的姐妹玛丽解释她的工作说:“我的姐妹,你怎么会认为我把你忘记了呢?我没有忘记你,你知道我要写书。我近来在写一本关于教育的书。这本书写起来很费精力,但它快要完成了。我现在在写最后一章。这本书的内容不如我一些较长篇的书那么多?然而其中所包括的教训是重要的。我觉得需要不断得到上帝那里来的帮助。”

  “我现在仍象过去那样精力充沛。一点儿也没有衰老的感觉。我能够做许多的工作,象多年前那样写作,演讲。”

  “我审阅所有的文稿副本,看看是否符合原意。我在付印之前要阅读所有的书稿。因此我的时间是排得满满的”(《怀爱伦信函》1902年133号)。


95、是否应告诉读者有关怀爱伦著作编写过程中的更多资料?


  有人建议说,每本怀爱伦著作的导言中都应公布某些事实,提到文字助手的作用。其实文字助手并没有参与写作,他们决不是书的共同作者。他们的工作如92题所讲的是辅助性和编辑性的。

  有人认为《历代愿望》取材于其他著作的地方应加引号。然而基本上没有什么地方是直接引用的。故实际上也没有这种必要。

  例如把“拉撒路出来”(58章)这一章同其他九位19世纪写过基督生平之作者的著作进行对照,最接近的词是“基督最大的神迹”(《历代愿望》528页一段)这里有五个字与汉纳的写法相同。他写道“他最大的神迹”(《基督生平》452页)在这五个字上加引号是没有必要的。怀爱伦写道:“耶稣鼓励她的信心。”(《历代愿望》535页二段)而约翰·弗里特伍德则说:“耶稣乐意鼓励这不完全的信心。”(《我主生平》281页)怀爱伦写道:“拉撒路忽然病倒了。”《历代愿望》529页三段)而麦克米兰则写道:“拉撒路因一种恶性热症而病倒了。”(《主叫人起死复生的三个神迹》146页)可见引号在这里不起什么作用,实际上也是不适合的。

  怀爱伦可能仔细阅读过九位作者中的几本著作,但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她的观点是从这些书来的。在几位作者所讨论到的24个圣经所没有讲到的地方,怀爱伦提到了十五个。有八个地方她与所有讨论同一回事的作者持相同看法。在两个地方她同意一些人的看法,而不同意另一些人的看法。在五个地方,她完全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加引号的建议看起来简单可行,做起来却既复杂又困难。


96、沃尔特·施佩希特和雷蒙德·科特雷尔却说怀爱伦的一些观点是从汉纳来的。她是否一直主张她的一切“观念”是直接从上帝来的?


  怀爱伦曾说:“在这些信中,也就是我所作的见证上,我乃是把主所指示我的事转述给你。我在报刊上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是仅仅表达我个人的意见。这些都是上帝在异象中启示给我的,来自祂宝座所发的宝贵亮光。我们期刊中的文章以及我的许多著作也是如此”(《信息选粹》卷一29页)。

  怀爱伦使用“观念”一词是指基本的神学和属灵观点。而施佩希特和雷蒙德·科特雷尔用这个词则含义较为广泛。大卫·内夫曾在一篇论文中举例说明,怀爱伦是如何受惠于卡尔文·斯托的语言,而不是他的观念。(略)


97、一本在灵感下所写的书中,包含着不是借着异象的启示而来的材料。这在圣经中有没有先例?


  有的。保罗曾写信给哥林多信徒说:“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林前3:3)这并非在异象中看到,而是革来氏家里来的人告诉他的。

  其他,如提后4:9-14,19-21,也不是借着异象向保罗显示的,然而它们象其他保罗所写的章节一样,乃是在灵感之下所写之书的一部分。

  同样,我们相信《历代愿望》整部书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写的,但并不是说其中所提到的每件事都是“最先在异象中向怀爱伦显示的。”


98、一位作者不加引号引用其他作者的作品,这在圣经中有没有先例?


  有的。弥4:1-3是引自赛2:2-4。王下也曾引用赛36-39章。《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曾大量引用《马可福音》和其他共同的来源。这些引用没有一个注明出处。(《SDA圣经注释》卷五178-179页)

  保罗曾引用希腊诗人阿拉图(徒17:28)、伊皮曼尼德(多1:12)、米纳德(林前15:33)的作品。犹大曾引用所谓《以诺书》,《启示录》的作者约翰曾采用《以诺书》中的许多词句,请注意下面的例子:(见R·H·查理斯的《旧约次经》)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站在诸灵之面前。”《以诺书》(以下简称‘诺’)40:1,参启7:9

  “我观看,见有一颗星从天上落下来。”诺86:1;启9:11

  “他们都受到审判,查出过犯,被扔到火湖里。”诺90:1;启20:15

  “先前的天将要过去,要有新天出现。”诺91:16;启21:1

  “马要在罪人的血中走近……侧。”诺100:3;启14:20

  “他们的名字要从生命册上被涂抹。”诺108:3;启3:5

  《以诺书》流传于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就是在约翰写《启示录》150年前。约翰明显地使用较早佚名作者的语言。这并不足以证明他的著作不是在圣灵感动下写成的。

  前人所写的这些句子有助于表达他想要说的话,他就自由地采用这些句子。

  路加在写福音书之前曾查阅了当时流行的记载。他说:“提阿非罗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1:1,3-4)

  路加的材料不是通过异象或异梦得到的,而是通过他自己的研究。《路加福音》的材料虽然不是直接来自启示,可它毕竟是在圣灵感动下写成的。他写书的目的不是告诉读者新的东西,而是向他们证明事实,“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加所写的不是他首创的,却是可靠的。上帝引导路加使用正确的资料。(《SDA圣经注释》卷五669页)

  路加的来源之一是基督先人的族谱记录。在路3:23-27中有一串名字在圣经其他地方找不到。无疑路加发现这些名字是忠实地保存在圣殿的档案中。从代上9:1中,我们知道犹太人是有保存这种记录的。

  下面引录几处《旧约次经》和新旧圣经相似之处。大部分引自《旧约次经》标准修订本。(布鲁斯·梅茨格《旧约次经》引言151-173页)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托比特书》4:16;参 太7:12)

  “耶路撒冷将用蓝宝石和绿宝石建造,她的城墙用宝石所造,她的塔和城垛是用精金建造的。耶路撒冷的街道将铺上水苍玉、红宝石和俄斐的宝石。”(《托比特书》13:16-17;参启21:18-21)

  “主以他的热情作为他的全副军装,主将武装一切受造者来击退他的仇敌。他将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戴上不偏不倚的公义为头盔;以圣洁作为不可战胜的盾牌;以烈怒为宝剑。”(《智慧书》5:17-20;参弗6:13-17)

  “因为他们远远迷路在错道上,把连他们的仇敌都轻视的牲畜当作神,他们象愚孩一样受骗。”(《智慧书》12:24;参 罗1:22-23)

  “通过受造之物的伟大和美丽,可以对造它们的主有所认识。……他们是无可推诿的,因为他们既然有这么多知识来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不更快地认识这些事物的主呢?”(《智慧书》13:5,8-9;参罗1:20)

  “快快的听,慢慢的回答。”(《智慧书》5:1;参雅1:19)

  “不要在长者的会中信口开河,祷告也不要用许多重复的话。”(《西拉书》7:14;参 太6:7)

  “有一个人借勤劳刻苦而发财。以下是给他的报酬:当他说‘我已得到了安息,现在我将享受我的财产’时,他不知道自己还有多久就要把这些财物留给别人而死去。”(《西拉书》11:18-19;路12:16-21)

  “凡吃我(智慧)的人必不再饿,凡喝我的人必不再渴。”(《西拉书》24:21;参约6:35)

  “要饶恕你邻居所行的恶,这样,在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的罪也必蒙赦免。”(《西拉书》28:2;参太6:14-15;可11:25)


99、圣经的先知有没有秘书或文字助手来帮助他们写作?


  有的。事实上,彼得给予他秘书的自由要远超过怀爱伦给予马利安·戴维斯的。在希腊语中,《彼得前书》的文体,与《彼得后书》是完全不同的,以致一些学者认为这两封信不是出于同一个作者。迈克尔·格林写道:“所用的语言(尤其在原文中)很不相同,表达方式也不一样。……这两封信的文体有很大差别。彼得前书的希腊原文是精炼、优美而高雅的,它是新约中最好的书信之一,而彼得后书的希腊原文的语气是开朗的,颇象奇异的作品。”(《彼得后书及犹大书概要》16页)

  论到圣经作者和他们的秘书问题,美国最著名的旧约解经家艾伦·麦克利说:“在《加拉太书》的结尾,保罗提到他是在亲手写信。也许这是暗示他这样做是不寻常的。他可能仿效部分旧约圣经写作的程序,即把材料口授给秘书。例如,耶利米曾向巴鲁克口授他的预言。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想法。即在必要的时候,一个作者可以把他所要表的总的看法告诉他的助手,让助手来写。然后他审查所写成的是否表达了他想要说的话。所以他完全可以被称为作者。圣灵会引导整个过程,所以最后写成的东西表达了上帝希望他子民所具有的看法。”

  “也许保罗很少采用这种方式写作。因为他造诣高深,对自己希腊语的表达能力是有把握的。但彼得和约翰就不同了。彼得前书与后书的文体大不相同,以致一些批评家猜测其中的一封是伪造的。然而彼得完全可以自己用希腊语写其中的一封(后书),至于另一封,他则用阿拉伯语向一位更擅长于希腊语的助手表达他的思想,然后由这位助手用自己的文体写下彼得的观点,最后根据彼得的建议进行修改。这两封信就是这样在文体上虽各有千秋,但在圣灵的指引下,这两封信都表达了彼得的思想,就如彼得口授每一个字一样。约翰·卡尔文是持以上看法的,然而他毫不怀疑两封信都准确地表达了彼得的思想。”(《今日基督教》1980年10月10日34页)


100、为什么怀著托管委员会在别人指出来以前,没有告诉我们有关这些问题的事实和情况?


  多年以来,怀著托管委员会单进行研究工作已经很忙了。然而他们还是作出努力,逐步向大家提供有关的资料。

  1933年,W·C·怀特和D·E·罗宾逊发表了一个文件,即上面提到的《简要声明》,特别阐述了怀爱伦在圣灵的指引下,从别人的著作中选用优秀材料的情况,这本27页的小册子以25美分的价格出售。看来没有很多人关心这问题。因为这本小册子不久就被人遗忘了。直到目前的讨论引起了人们对怀爱伦文字工作的兴趣,才重新提出这个文件。

  1935年,W·C·怀特在加利福尼亚州昂文高等圣经学校提出过这个问题。他问道:“上帝的使者在圣灵启示下所写的著作中,可以不可以采纳别人著作中对有关事件和情景的描述呢?”接着他解答了这个问题。(《致高等圣经学校师生》1935年6月18日11页)

  1951年,F·D·尼科尔发表了他的《怀爱伦和她的批评者》,其中有65页(403-476页)是讲到与抄袭有关的问题。在往后25年里,安息日会似乎没有人对怀爱伦使用他人材料是否合适提出问题。就是沃尔特·雷亚在1965年也曾写道:“在怀爱伦的著作中,关于一些与其他当代著作相似和明显改写的地方,屡有争论引起。如果上帝凭着他无限的智慧选择启发科尼比尔,豪森,威利,或埃德森的思想,而又借着怀爱伦或其他人的笔来引起我们的注意,那有什么不好呢?……我已确立对怀爱伦著作的信念,不管别人有什么看法。”(《克莱蒙特对话》卷二2章1965年31,34,36页)

  亚瑟·L·怀特曾多次提到怀爱伦使用历史家著作的问题。如在1969年(《怀爱伦的著作》107-136页)1974年在瑞士的一系列演讲,1978年在《评论与通讯》上发表了他在瑞士的一组讲话(1月12至2月2日期)。1979年在《评论与通讯》上发表一组七篇文章(7月12日至8月23日)。后两组文章,现在已再版合订发行。其中还包括三篇有关《历代愿望》写作情况的文章。

  1979年,怀著托管委员会还发表了两本小册子:《怀爱伦使用其他著作的情况》和《〈历代愿望〉是怎样写成的?》。

  1919年曾举行《圣经》和历史教员会议,这件事被人完全遗忘了。直到一些怀著托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发现在一份旧的《评论与通讯》上附带提到这个会议的一份稿件。这就导致了寻找存放在全球总会档案室里的详细资料。这是一份记录会议每天讨论情况的1250页的速记稿。五十位代表决定不了如何处理这份记录。A·G·但以理就把它放在全球总会杂乱的记念品中间。1973年全球总会档案室的建立,使得这些材料和其他材料可以为那些对安息日会的历史有兴趣的人所查阅。

  这样看来,批评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教会领袖“隐瞒资料”,乃是不公正的。


101、《洛杉矶时报》1980年10月23日的文章暗示怀雅各和怀爱伦写作有自私的动机。怀雅各对怀爱伦建议说:他们的笔下还有“财富”,这是什么意思?


  怀雅各临终前6个月写信给他妻子说:“我们必须出版一些书,我们若不摆脱任职及其事务。就无法在加利福尼亚或巴特尔克里克完成这些书。我们的财政情况很好。如果我们摆脱事务和操劳,而使用我们的笔的话,在我们的笔下还有财富。这样,我们就把一些要说的话留下来,我们去世后继续发挥作用。”(怀雅各1881年2月7日致怀爱伦)

  《洛杉矶时报》所没有引用的最后一句话,乃是了解怀雅各思想的钥匙。《洛杉矶时报》所引的另一封信也删去了表明怀氏夫妇没有自私动机的句子。1880年4月18日,怀雅各写信给他的妻子说:“我乐意不从疗养院和大学领取任何报酬。为了筹集款项,尽我们的本分给其他事业以捐助,我们应该接受稿费。随着对于我们的书和新的生命之路图片需要量的增加,我们每年将有几千美元的收入,除了我们的著作给人带来的许多好处之外。……我将毫无困难地筹集二万美元,以便把你的书放在汽车、轮船、图书馆、以及刚建立的团体中。”

  怀雅各不仅是一个编辑,传道者,行政管理人员,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实业家,他在往返于教会和帐篷大会路途中销售圣经,圣经词典和文具。他做买卖的收入为他们夫妇推进圣工提供了资金。他们经常为会堂,医院,学校和其他教会事业的建立,慷慨地捐献。

  在1888年,怀爱伦写道:“我不吝惜化在圣工上的每一分钱,我一直这样做,我们夫妇已在圣工上奉献了三万元。我们每次奉献一点。主看见他能够把财富交托我们。我们不愿意自己化掉。他不断地供给我们,我们又不断地分出去”(《怀爱伦文稿》1888年3号)。

  怀爱伦在一生中经常把家产和钱财分给别人,她在澳大利亚所写的信中,有下面几句话:

  “我看到甚至为了开一个头,为了在这些新区域里树起旗帜,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在各地我都听到马其顿求助的呼声:‘请过来帮助我们。’也有人呼吁帮助青年人上学,以及在各地区开办初等小学,使儿童能够上学。这项工作是必须做的。”

  “我希望对《基督徒的教育》作一些补充。《评论与通讯》若肯刊登,并付给我一些版税,作为负担许多不能上学之人的教育费用和个人费用,他们是可以这样做的。在墨尔本,我负担至少十四个人的费用,在库兰班学校的第一学期,我维持好几个人上学,支付他们伙食和上学的费用”(《怀爱伦信函》1897年7号A)。

  当怀爱伦于1915年逝世的时候,她著作还有可观的余款。可是据法院估计,她的财产还不够支付她的债务。她和她丈夫都没有积蓄任何属世的财富。他们的财宝积蓄在天上。(详见《怀爱伦和她的批评者》516-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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